马建红（法学博士）
晚清的时候，因为以科举为指挥棒的传统教育不敷实用，举办新式教育成为一时之风尚。各省纷纷奏请设立学堂，以培养国家急需的各式人才。设立学堂不能没有章程，1901年山东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中提出，“国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在著名的庚子年之后，中国确乎需要各种人才。以法律界为例，在施行新政中承担着变法修律任务的大臣们，意识到大清律例时代的旧法人员，无论是在专业知识层面，还是在审判技艺方面，都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时代的需求，于是，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等奏请专设法律学堂，认为“新律修订亟应储备裁判人才，宜在京师设一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为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
在1905年清政府颁布的《修律大臣订定法律学堂章程》中，开宗明义即讲明其设立目的，“本学堂以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智识足资应用为宗旨，并养成裁判人员，期收速成，所定课程，斟酌繁简，按期讲授，以冀学员循序渐进，届时毕业。”就是以培养能佐理新政的裁判人才为主，而学员则需从“已仕人员”中选拔，相当于我们“脱产”的成人教育。
在学堂的“章程”中，一般会有配套细则，要求教职员及学员遵守。“章程”所定的那些“规矩”是极为严格的，比如对于教师，要求其“于每学期开课之前，须作一学期授业预定书送教务提调审定。凡该学期内所授事宜，均循序详载，每学期后，所有该学期内已授事宜，作一授业报告书送教务提调察核。”除了授课的基本要求外，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规定，“各教员上堂时刻，概以学堂内讲堂上钟表为定，不得以私自携带之钟表为准。”
这倒让笔者想起了一件趣事。老师们上课前的第一个动作，往往是先把手表摘下来放在讲台上，看讲义的时候，不时地瞟一眼手表，以防提前下课或拖堂。某位大学老师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出去一下，学生们趁机将他的手表拨快了10分钟，他后因应学生“错峰”去食堂买饭的要求，提前10分钟结束了讲解，结果是加上这拨快的10分钟，就酿成了提前20分钟下课的“教学事故”。由此看来，“章程”中“不得以私自携带之钟表为准”还是有道理的。
至于学生们要守的“规矩”那就太多了。有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比如“寄宿舍规章条”中，规定“学员不得自携仆从，概由堂中预备使役，如不听命令，应陈明庶务提调办理。”大概当时已入仕之人，多是非富即贵之少爷，家中自有可随时差遣的仆从。如今入了学堂，寄宿“住校”，就需遵守校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有些“规矩”规定的是日常的作息，如“堂中春分后六点钟起，六点半早餐粥食，七点半至十一点分别授课，十二点午膳，一点至五点半分别授课，六点晚膳，十点就寝，此为全堂规则，宜共遵守，不得参差违异。”那个年代人们的作息，应该带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痕迹，早睡早起，没有午休，没有晚自习，生活相对是比较简单的。课堂纪律方面也规定得较细，如“讲堂内无论何人，不许吸食茶烟，随地吐沫，抛弃纸片”，“讲堂内所有图籍等类，学员不得污损，并不得于墙窗几案上任意涂抹”等等，这应该是所有课堂上的常识性的规定。
还有一些“规矩”可能是今天的师生员工绝对遵守不了的，那就是在食堂里吃饭的“规条”。它要求教员和学员要坐在一起吃“食堂”，“每桌七人，首座坐教员或办事员一人，余六座为学员座位，排定座次，每日依次就座，不得任意更乱。”“教员、办事员与学员在会食堂同餐，闻号铃即到，勿得迟留，致令学员久待。”这种对教员、办事员的要求，或许是为了通过同桌而食以增进师生的了解和情谊？教师不开小灶，与学生吃同样的饭，也能保证食堂饭菜的质量吧。教师要按时到食堂，不让学生久等，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我们现在的食堂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了。
除了这些应该怎么做的“规矩”外，还有一些不许做的“禁令”。比如“堂中无论何地何时，不得叫嚣扰乱及歌唱、戏曲、吸食洋烟、赌博等事”，对于违反者处罚极为严厉，“凡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者开除，并追缴在堂所用学费。” 这些规定，对于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是很有裨益的。
另外，或许因为这些学员都是已经“入仕”的在职人员的缘故，章程中还特别规定“学员不得干预地方词讼等事”，作为“裁判人员养成之所”的法律学堂，在受教育阶段训练其独立裁判的意识，这条规定自然也有其更深层的含义。
从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也是如今每年都会有学校搞建校周年纪念活动的原因，重温学堂初设时的办学宗旨，了解当时人们为学堂教职员工所立的“规矩”，虽恍如隔世，但对我们寻找并回归大学精神，寻找教书育人之根本定会有所助益。漫画/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