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时，鉴于唐代佛教僧团人数过多且浮滥，为有效控制僧侶的数量与素质，朝廷要求民众在出家前，需符合若干条件，如年龄大小、获父母同意且需有其他子息侍奉，以及不可是逃犯、逃兵。条件都达到了，才可以离家到寺院拜师。不过要取得合法僧人的身分，还需要经过朝廷为僧人举办的佛经考试－经试，背诵如《妙法莲华经》、《华严经》等经典，通过后便可取得僧人资格，也就是度牒。不过度牒有数量限制，并非每位经试合格者都能拿到，以此便能控制人数。因此，在经过出家、经试、度牒，并经官员验明身份取得戒牒等四个关卡后，方为宋代合法的僧人。
不过这项僧人制度，到了北宋英宗（1063－1067年在位）与神宗（1067－1085年在位）时期有了变化。由于军费与冗员太多，导致宋廷财政困难。如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宋军总员额已达125.9万人，皇祐年间（1049—1054年）內外官员人数超2万余人。到了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岁入1亿1,613万，可官费与军费的支出相加却高达1亿2,034万，财政缺口已有421万，很明显入不敷出。为筹措财源，宋廷开始滥售度牒与戒牒，连带影响佛寺的人数大增、鱼龙混杂。
宋代寺院一方面要随时注意朝廷是否有排佛之举，又要争取官员支持推荐，以便能够顺利出任住持与各级僧官，或是得到地方官府挪拨公费资助寺院、捐产等。因此宋代的佛寺相当世俗化，有些高僧成为僧官后，便跟着结交权贵、贿赂官员。而宋代寺院并没有免税、免役等特权，使住持往往没有太多心思在弘扬佛法或修行，而是花费大量心力在经营寺院的财务，也无法好好管理僧众，更有不少住持假公济私，甚至隐藏非法私财逃税。
朝廷滥发度牒，使民众无须通过经试、受戒便可成为僧人，《宋会要》便曾载其导致的乱象：“遂致游手慵随之辈，或奸恶不逞之徒，皆得投迹于其间，故冒法以干有司者，曾无虚实（岁）”，等于僧人的身分成为犯罪者的伪装，让寺院变成聚赌之地，而这些品行不良的份子成为住持后，更会做出许多非法勾当来。尽管宋廷随后又追加多项出家限制，如进一步规定曾还俗、纹身、或是犯过笞刑的人，不可参加经试、成为僧众，但始终无法杜绝僧人犯罪的情事发生，《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如断臂僧智悟，集乡里凶黠者为童行，总千余人，凌殴平民，恣为不道”。作为筛选僧人的经试成为具文，上述出家限制的效果相当有限。
为何宋代僧侣会如此世俗化，甚至涉及犯罪呢？
这要从宋代流行的禅宗说起。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的发展后，进一步中国化，并朝世俗化演进。宋代佛教，无论是僧人的行为或是思想，都为了迎合当时宋人的喜好。当时士大夫喜欢的是能够与儒学、道教相合的佛法，于是乎宋代禅宗很少研习佛经，反而着重在公案（禅宗祖师的言行，或是小故事）、语录、颂古与评唱等“文字禅”。不过参禅执着公案，不用经典，虽然让禅宗更加普及于民间，却也让佛学理论停滞不前。
当时流行“在欲行禅”思想，主张在欲望中参修，使僧人与信徒不再如前代般力行清规，反而离不开世俗生活，而宋代城市经济与手工业高度发达，给予僧人更加世俗化的理由。如擅长诗文的僧人惠洪（1071－1128年），对酒色不以为戒，更经常出入青楼酒肆与妇女同居；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惠洪更表示“我自调心，非干汝事”。但这样的修道方式，对佛经未有深入理解的信徒，以及轻而易举便踏入佛门的门徒来说，不仅不能达到道济（又称济公活佛，1130─1209年）所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反而如“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般，终走上作奸犯科的道路。
也有部分僧人不赞同“在欲行禅”理念，感叹其舍本逐末、缺少向道之心，批评这使出家众的言行举止与一般小老百姓无异，甚至娶妻生子、放贷、犯罪样样来，而信徒也缺乏最基本且正信的佛学观。宋朝为弥补财政缺口大开出家之门，导致僧人素质下降，更遑论提升信徒向善或使佛学理论更上一层楼。宋代僧人就在商品经济发达、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沉溺在世俗的诱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