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这让他对生命充满了悲剧意识。庄子说我们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内，他想射谁就射谁，我们都无处可逃，庄子把这种无处可逃的遭遇叫做命运。
庄子还对人类的生活状态充满了悲剧意识。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
庄子的意思是说，我们一生下来就与社会相摩擦相拉扯，也许我们一辈子忙忙碌碌都不知道为何而忙，真的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但这就是人生的悖论。人拥有追求自由的心灵，但人的身体又永远无法摆脱束缚，因此人的生命是不自由的。庄子对身体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但豁达如庄子，也不可能生活在纯粹的心灵世界之中，他也贫困潦倒，也曾经向河监侯借米度日。恰如韩非子所说的，人是肠胃的动物，因此庄子认为人的身体是永远无法摆脱物质世界的束缚，而实现无所待的逍遥境界。
不仅庄子，老子也是如此。老子深刻地体悟到人的身体与心灵不协调的矛盾，心灵想要自由，而身体将永远会把你心灵往尘世中拖。老子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宠为下，得之若惊，是谓受宠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人之所以把受宠和受辱都看成是惊惧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与身体的存在，人总是在得到宠爱的时候有恃无恐；在失去宠爱的时候惊恐不安，这就叫做受宠若惊。人类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我们有身体的缘故，因此身体才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如果我们没有了身体，那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老子认为，人身体的存在，导致人将荣辱是非看得过重，从而拖累了人的心灵。
比老子更加追求纯粹的绝对自由的庄子告诉我们，按照大道的理论，我们的身体并非是我们的，而是道的。唯有在大道之中，我们才可以摆脱身体的羁绊，忘却是非荣辱、福禄富贵，用无心、无情保持灵魂的完整，这种灵魂的完整，庄子把它叫做“神全”。
恰如庄子的铁杆粉丝苏东坡所追问的那样，“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如何摆脱“物于物”而蝇营狗苟的生活？
世界如此荒凉，身体如此倔强，偏偏去追求本来是虚幻的东西，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保持“神全”呢？庄子主张用无情的价值观，用无用的方法论，用虚无的世界观，忘怀一切，得一时之安宁。
如何得一时之安宁，怕是只有酒和梦了，而相对于梦对人的安慰作用，酒似乎来得更直接一些。
人最怕清醒，人最向往的是迷醉的境界。魏晋时代的士人们可以服药饮酒，但“五石散”被发现之前，人们如何浇心中之块垒呢？庄子提出了饮酒使人“神全”的妙论。
《庄子》中写饮酒的不多，但他的一篇短小的文字却成为后世文人饮酒的理论依据。从陶渊明到苏东坡，从魏晋名士到晚明士人，人们将庄子的理论发挥到极致，以至于中国文化的田野中，到处都有酩酊大醉扶墙走的文人，到处都弥漫着轻狂迷醉的酒香。可以说，庄子是中国文化酒神精神的代言人。
庄子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
庄子说，醉酒的人从车上坠落而下，虽然满身都是伤却没有死去，他的骨骼关节跟别人一样，但受到的伤害却不同，主要原因是醉酒的人神经高度集中，他只沉浸在自己精神世界旁若无人的快乐之中，根本不去关注自我之外的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醉酒之人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庄子所说的外物、外天下的境界。醉酒之人无论是坐在车子上还是掉下车子，死生惊惧全都不进入他的心中，因此遭遇外物的伤害，他却全无惊惧之情，这就是神全的缘故。
在这段文字中，庄子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坠车不死，好像醉酒之人拥有了抵御外部伤害的神奇能力，这一点真的让多少酒鬼心向往之。第二，醉酒之人并非有什么超能力，他只不过是暂时超脱于现实世界罢了。
而人生之焦虑之烦恼，恰在于人沉溺于俗世的名利场，无法超脱看世界之故。心灵受到外物诱惑而魂飞天外，或者是执着于某一欲念而欲罢不能，这不是神全，而是神散。因此，保持“神全”才是精神逍遥的关键。人生若要自由，必须虚己无心，必须“哀乐不入于心”，这样才能实现精神世界的逍遥。
问题是，饮酒并不能完全解忧。因为酒醒时人会更加痛苦，最根本的办法是，用齐物论的视角去看待一切，无是非之分、无荣辱之别、无生死之异，彻底忘怀生死通于大道方得逍遥，因此酒只是忘忧之物而已。
后世的陶渊明深得庄子真昧，陶渊明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而苏东坡则在理解庄子方面，似乎比陶渊明更进一步，他说，“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唯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不伤，庄叟不吾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醉时做个真人，醒时虚空一切，虚物虚己虚天下，可得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