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一词，起源于我国西周时期，传说，建立在西周时期之前的商王朝，商业十分繁荣，有着“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西周建立后，出于习惯，便将从事买卖经营活动的人统称为商人。
自古以来，由于各个王朝普遍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商业活动日渐兴盛，商人才开始掌握社会财富，成为社会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商帮，则指的是商人们依靠宗族、地域的关系，形成的商业同盟，他们团结对外，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晋商、徽商这两个大商帮，就是从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他们的兴衰荣辱，也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过程。
在地域范围上，晋商泛指整个山西的商户，而徽商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省的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而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被称为皖商，实力远不及徽商，二者并无从属关系。在发展时间上，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并进入鼎盛期，一直持续到清朝。而晋商则在清朝才真正开始发迹，直到清中期才开始繁盛，从这方面来看，徽商可以算是晋商的“老大哥”。
有趣的是，晋商与徽商都因盐业而发家。明初，为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时任山西行省参政的杨宪向朝廷上表，建议实行以盐业为核心的“开中制”，其中规定，商人要获得“盐引”(即进货凭证、销售许可)，则必须运粮及其他军需物资至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取货，并在指定地区销售。而山西境内的河东盐场自古便是产盐重地，再加上地处边境，山西商人便迅速崛起。120年后的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商人可以到内地的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项新政促使地处江南的徽商崛起，在短时间内便可与晋商分庭抗礼。
然而，两大商帮的“主营业务”也有所不同。晋商大户基本上都是靠贩盐起家的，待到生意做大以后，开始将生意涉及到了北方所需的粮、盐、棉、茶叶等业务。晋商形成规模后，开始主打票号生意，专门汇兑银票，后来才逐渐增加了存贷款等业务，类似于早期的银行。徽商经营盐、木材、丝绸等方面，虽然也主打金融类业务，主营的却是钱庄。钱庄出现于明朝中期，主营存贷款业务，更接近今天的银行。和票号动辄上百万的投资不同，钱庄规模较小，但却遍布江南一带。
在招聘人才方面，两大商帮的选择角度也大有不同。晋商在选择经理人时，主要看重的是此人对局势的把握能力、商战的权谋能力。由于晋商的东家是将生意全权委托给经理人的，因此他们格外看重经理人的胆识和创造力。而徽商的东家们则不同，他们对经理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更为看重，即“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
对待教育，两大商帮的态度则是截然相反的。晋商家庭并不在意自家子弟能否考取功名，以至于各大商贾家中天赋异禀的子弟在幼年时便开始学习经商之道，读书变成了“副业”，而走上科举道路的往往是那些被认为是天资较差的孩子。就连雍正皇帝都曾经对山西这种不重读书的风气颇有成见。而徽商则完全相反，仅明代一朝，徽州就出了392名进士，其中仅歙县就出了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商户们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那些生性顽劣的孩子才会被安排去经商。在惠州商人致富后，还会在家乡修建官学、书院、私塾，为家乡的贫困子弟提供更好的读书环境。正因为如此，徽州被世人称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晋商在用人上秉承着“用乡不用亲”的观念，而徽商则刚好相反。晋商是一群十分重视家乡的人，无论在多远的地方做生意，他们的家都在山西，功成名就之后也会回到山西。正因为本着这份对家乡的深情，晋商在选人上也常以同乡为主。而徽商受到中原大迁徙的影响，家乡观念相对比较淡薄，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因此，徽商选用的人才也大多来源于同族亲属。
封建王朝虽然抑制商业的发展，但商业的兴衰依旧象征着国家的强弱，商业兴盛则国家富强，商业凋敝则百业凋敝。因此，商帮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和徽商留下的“重诚信、讲道义”等的经商之道，虽然听上去朴素，但却也成就了兴盛百年的两大商帮，值得后世人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