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现象均极为严重，但两个朝代却又有极大的不同，唐朝宦官可以废立皇帝，而明朝宦官权力再大也无法威胁到皇权，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源于权力来源的不同，唐朝宦官早已摆脱了皇权限制，而明朝宦官权力的源泉则是皇权。具体来说，唐朝和明朝宦官现象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
崛起过程不同：唐朝宦官已摆脱皇权，明朝宦官则必须依附皇权
唐朝和明朝宦官最大的不同便是权力来源的不同，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则在于唐朝和明朝宦官崛起过程的完全不同。
1、唐朝宦官权力源自于独立军权。安史之乱后，导致皇帝不再信任朝臣，再加上鱼朝恩等宦官深得唐肃宗李亨信任，导致宦官权力开始加大，不仅位高权重，得以公开参与朝政，例如鱼朝恩便被加封为了郑国公。鱼朝恩之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依然深受皇帝宠信，进而得以操纵军政大权，使得宦官势力日益强大。宦官权力发展到巅峰，则源于唐德宗李适时期的“奉天之难”，建中四年（783年），泾原镇士兵发生病变随即攻陷长安，唐德宗仓皇逃出奉天，却被叛军包围长达一个多月，因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在此次事件中护驾有功，从而获得了唐德宗的极大信任，事后被加封为神策中尉。也正是自此之后，宦官执掌禁军得以成为定制，而独立掌握京中禁军的宦官自然权势滔天，掌控着京城安危的他们，不仅凭借军权干预朝政，而且足以掌握皇帝生死。
2、明朝宦官权力源自于批红之权。明朝宦官的崛起过程与唐朝截然不同，自明成祖建立内阁制度后，朝廷权力开始分为三部分，即皇帝掌握决策权，内阁掌握议政权，朝廷六部则掌握行政权。而朝廷的运转模式则是，由内阁对朝廷事务拟定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被称为“票拟”。皇帝接到内阁奏折之后，根据意见进行最终决策，以朱笔批示，这个过程被称为“批红”，亦称“朱批”。不过，由于皇帝精力实在有限，根本无力处理大量奏折，于是便开始由信任宦官代为批阅，导致司礼监权力开始加大。到最后，皇帝每天除了御笔朱批部分奏章之外，绝大部分奏章都开始交由太监批阅，这使得宦官的权力开始越来越重。不过，由于宦官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批红之权，这也造成了明朝宦官必须牢牢依附于皇权。
正是由于唐朝和明朝宦官崛起方式不同，使得唐朝宦官完全摆脱了皇权的限制，已经发展为了朝中较为独立的一股势力，甚至长期压制皇权；而明朝宦官的权力源于皇权，自然只能牢牢依附于皇权。
朝廷格局不同：唐朝藩镇割据使得宦官有机可乘，明朝文官集团使得宦官阻力重重
唐朝和明朝宦官权势大小的不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当时的朝廷格局完全不同，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开始崛起，中央与地方的对抗形势使得宦官有机可乘；而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崛起，内廷外廷对抗的形势使得宦官受到极大压制。
1、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藩镇之争。唐朝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地方藩镇势力得以快速发展，并在摆脱皇权制约后，最终形成了中央朝廷与地方藩镇对抗的格局，而随着中央朝廷的持续衰弱，藩镇做大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这种局面之下，京城禁军已经是皇权的最后保障，而这股势力却掌握在了宦官手中，也就是说掌握有禁军的宦官已经成为了中央政权的实际掌握者，掌握有如此大权的他们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明世宗朱厚熜后皇权与文官集团矛盾加剧
2、明朝皇权与文官集团之争。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结束了皇权与相权之争，之后为了辅佐皇帝，内阁得以设立。最初时期，内阁只是为皇帝决策提供意见的幕僚集团，但在明仁宗朱高炽时期，因杨士奇、杨荣等本是东宫旧臣，因而不但得以进入内阁，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这使得内阁不但拥有了议政权，也开始具有一定行政权，同时由于深受皇帝信任，足以左右皇帝决策的他们甚至还拥有一定决策权，自此后内阁不但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且权势开始不断增大。而明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等于将议政权和行政权牢牢抓在了手中，内阁首辅则成为了实际上的百官之首，权力开始得到大大加强。再加上武将和功勋集团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惨重，明朝文官集团的崛起速度远超其他朝代。而明朝文官们不仅执掌朝政，甚至连皇帝的行走坐卧、衣食住行，乃至私生活都严重干预，因而随着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大礼仪之争”的爆发，皇权与文官集团开始决裂，因而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开始持续受到重用，进而得以组建内廷形成内外廷之争。
明朝文官集团势力太过庞大
正是由于朝廷格局的不同，唐朝中央朝廷势弱的同时，宦官已经成为中央朝廷的实际掌权者，他们不但掌握朝政而且直接掌控了皇帝的生死。明朝则由于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对抗，掌握内廷的宦官实际上只是皇权对抗外廷的工具而已，同时由于文官集团的势大，使得他们必须依靠皇权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