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一月，北宋的第二次开封保卫战失败，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仿佛“靖康之耻”与“王安石变法”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其实，王安石变法，或者叫做“熙宁变法”，是从公元1069年开始，公元1085年结束的，此时距离北宋灭亡仅有四十二年的时间。
纵观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自从公元1069年，王安石拉开了变法的序幕之后，到靖康之耻发生前夕，北宋一直都处于新旧党争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旷日持久的新旧党争，这才耗尽了北宋最后的那一丝元气。
那么，新党与旧党，谁该为此事负责呢？
公元1066年十二月，体弱多病的宋英宗缠绵病榻已久，在昏迷之前，立嫡长子赵顼为皇太子，代父监国处理朝政。次年正月，缠绵病榻已久的宋英宗撒手人寰，太子赵顼在一众大臣的拥护之下登基即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赵顼出生在北宋仁宗年间，亲眼目睹了北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孱弱与国家的积贫积弱，所以在他即位之初就召见了锐意改革的王安石进京，开始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在宋神宗赵顼的支持之下，王安石在短时间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胆启用武将开边，拓地千里，使得变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也因为改革的深入，新法受到的阻力愈发强大，宋神宗开始摇摆不定，加上恰逢天灾，北宋王朝赤地千里，时人皆认为是变法惹得天怒人怨，宋神宗迫于压力，罢免了王安石，这也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
随着王安石的罢相，新党内部开始分化，以吕惠卿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希望能够代替王安石执政，自己推行新法，另一部分的人希望宋神宗能够再度启用王安石执政。
在不久之后，宋神宗深感新法无法缺少王安石，再度拜王安石为相，命其执政，继续推行新法。
可是此时的宋神宗在面对守旧派的压力之下，对于新法的支持力度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王安石心灰意冷，苦心维持着新政的推行。可是噩耗传来——因为操劳过度，王安石的长子王雱病死。中年丧子的王安石仿佛瞬间看透了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向宋神宗请辞，不顾宋神宗等人的挽留，决意回家安葬长子。
于是，宋神宗启用吕惠卿、蔡确等人代替王安石执政。不得不说，王安石是属于有才有德的人，他执政期间北宋政局好歹还算清明，而后来上位的这些人都是有才无德之辈，前期大好的形势，几乎全部葬送在了这些人手中。元丰八年，因为改革渐渐失败，宋神宗心情郁结，不治身亡，他八岁的儿子赵煦即位，宋英宗之妻、宋神宗之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在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伊始，便启用守旧派大臣司马光等人，罢黜新法，将改革派悉数贬黜，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在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这段时间里，北宋一扫宋神宗改革后期的弊病，开始缓缓恢复国力，但是也彻底激化了北宋的新旧党争。
元祐八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十六岁的赵煦开始亲政。十六岁的年纪，正值青春期，而因为高太皇太后一向对他要求严苛，导致了他出现了很严重的逆反心理。宋哲宗的一生，可谓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他亲政的七年时间里，就做了两件事——高太皇太后反对的，宋哲宗都支持；高太皇太后支持的，宋哲宗都反对。
在宋哲宗亲政之后，先是闹出了废后风波，随后又要褫夺高太皇太后的所有封号，然后又重新启用新党大臣，重启改革之事，罢黜了大批旧党官员。从这开始，导致北宋灭亡的新旧党争就此爆发，也为北宋末期的国力衰微埋下了祸根。
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赵煦突发暴病，在京城病逝，年仅二十四岁。因宋哲宗膝下无子，异母弟端王赵佶登基即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即位之初，从父兄手中接过了改革变法的重担，继续推行新法，颇有明君气象。但是好景不长，在蔡京等人的诱导之下，宋徽宗开始以行新法之名，四处横征暴敛，打压旧党大臣和新党之中的正直大臣，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就这样，高太皇太后与宋哲宗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国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耗尽，北宋国力如江河日下，以至于北宋帝国在公元1127年寿终正寝，享国167年。
说了这么久，还没有点明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新党、旧党，谁该为北宋的灭亡负责呢？
答案就是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在敌军大兵压境之时，国家已然风雨飘摇，新旧两党想的不是一致对外，如何抗击外敌，反而是继续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最后直接酿成了“靖康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