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称霸东北亚多年的金国政权亦江河日下，金政权曾是辽国管辖的一个部落，后因不堪辽国暴政而起义，完颜阿骨打绝对想不到，他的后世子孙们一如曾经的敌人一样，对各族百姓大肆盘剥，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拖雷和忽必烈等人的统领下，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的世界性帝国，而南宋政权，在苦苦坚持几十年之后，也在崖山宣告灭亡，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以蒙古可汗和皇帝的身份自居，对华夏百姓施以统治。
元朝建立后，色目人就成了泉州的实际统治者，泉州海运发达，彼时世界各国商人来到中国时，通常都会在泉州港找寻商机，有一位跨洋过海乘船而来，历尽风险的波斯商人，就在泉州城走向了辉煌，这位商人初来泉州时，绝不会想到日后的自己，会成为眼前城池的主人，
相对于传承久远的汉族，蒙古新贵们毕竟是后起之秀，面对人数庞大的汉人，蒙古统治者只好重用少数族裔，就连与中原无关的外国人，都可能被元朝政府授予官职，早在唐宋时期，泉州港就以其便利的条件，成了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诸如瓷器茶叶等中国代表性的产物，就是在泉州港被发往泰西等地，元朝虽然不重视海贸，但泉州市舶司仍聚拢了大量财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泉州城就成了色目人的大本营，在这些外国人中，尤其以一波斯家族势力最大。
蒙元统治期间，商人和文人以及贵族阶级的权柄达到了最巅峰，士农工商等级排位森严，商人居于下等不足为怪，古时生产力不发达，若是人人都经商，就会造成劳动力流失和土地的荒废，缺粮食后的老百姓，可不会长时间忍饥挨饿，无论是行脚商人还是腰缠万贯的巨贾，都是官府排挤和打压的对象，为了自保和获利，一些商人就会想办法在官府打点门路，汉灵帝在位期间，因为朝廷财政系统几近于崩溃，官府便组织“卖官鬻爵”，此后各朝，大多有类似的法令，与那些花钱买虚名的土豪不同，泉州港的富商们对治下百姓拥有绝对的权力，
泉州地理位置优越，是天然的海航，泉州当地的海商家族数不胜数，在这些大家族之中，权势最隆资产最多的当属蒲氏家族。
蒲氏家族并非泉州本地居民，更不是中国人，若是想了解蒲家如何从塞外胡族进化成泉州第一大族，还要从大唐时期说起，蒲氏家族系西域来客，自称“吾先为大食人”，还有一种说法称蒲家是占城移民，蒲家是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宗亲之间较为团结，北宋年间，蒲家定居广州，后因躲避灾祸多次周折，蒲家又搬到了风气较为开放的泉州港，嘉定时期，定居中国多年的蒲氏家族，终于被当地官府和百姓所接纳，迎来了一飞冲天的机会，时为蒲家族长的蒲开宗因进口香料赚了第一桶金，其人后又被朝廷封为“承节郎”。
从此时起，蒲家就开始了由破落户向豪强的转变，为了更好的融入泉州，每逢修桥铺路或是资助鳏寡孤独的时候，蒲开宗都慷慨解囊，在蒲开宗的影响下，蒲家众人亦是屡屡仗义疏财，随着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蒲家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为了稳固来之不易的“权势”以及家族的长期发展，蒲家长期和泉州本地海商联姻，与泉州海商旗帜性人物佛莲一家的联姻，是蒲家崛起的重要一环。
蒲宗海死后，其次子蒲寿庚继承了父亲的权势，彼时海盗肆虐，不堪一击的南宋水军蜷缩在海港之内，不敢御敌与海上，泉州、广州等居民不堪骚扰，海商们也因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蒲寿庚趁势而起，其人以“护商除寇”的名义组建蒲家私兵，在蒲寿庚的协助下，官府剿除了沿海地区大部分海盗，咸淳十年，蒲寿庚因功被封为泉州市舶司的提举市舶司使，成了名正言顺的泉州城主，有兵有钱又有权的蒲寿庚，在泉州城内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当时泉州地区的百姓和商人，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国来客，皆把泉州当作蒲家的私人领地，而非大宋泉州港。
随着蒲寿庚权力的与日俱增，颠沛多年的南宋朝廷已经进入了末日倒计时，小朝廷本想把泉州港作为最后的基地，若事有不顺，也算是为朝廷留了条后路，为此，南宋朝廷特意加封蒲寿庚为广东招抚使，南宋的官员们认为，蒲氏家族本为胡族，能发展成为一方豪强全是朝廷所赐，一定会对朝廷感恩戴德。只可惜并非所有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随着蒙元大军的南下，蒲寿庚也动了别样的心思。为了能在蒙元朝廷混一个大官，蒲寿庚可谓是费尽了心思，蒲寿庚先是以请皇帝移驾为名，想把宋端宗骗到泉州，幸而端宗近臣极力劝阻，避免了惨祸的发生，泉州城内外，住着大量的赵宋宗室，为了“解决”掉宗室子弟，蒲寿庚精心策划了一场鸿门宴，彼时大宋虽有末日景象，毕竟正统还存，受到邀请的金枝玉叶们纷纷赴宴，一千多名大宋宗室尽皆殒难。
凭借这个“功劳”，蒲氏家族又继续执掌泉州近百年，蒲氏家族倒行逆施，大肆盘剥当地百姓，惹得泉州居民民怨沸腾，元末群雄争锋，朱元璋拔得头筹，洪武皇帝虽远在南京，对蒲家的恶行也是早有耳闻，为此，朱元璋下令剥夺了蒲家的所有财富并惩治了相关人物，还下令蒲家后代永远不能参加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