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对人物进行评价，讲究盖棺论定四个字。一个人不管生前如何荣耀，但死后人们对其的评价，才是决定他到底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的标准。而“谥号”这一发明，就是用于高度概括一个人一生功过的评价，因此历来被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们所重视。
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谥法。而谥号中选用不同的文字，又代表了不同的意义。对古时候的文臣而言，绝大多数人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得到“文正”这个谥号。
正如北宋司马光所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得谥“文正”之人，代表着已经做到了文臣中的极致。自宋朝以来，死后被谥“文正”的人极少。宋朝有9人，元朝有5人，明朝只有4人，而清朝则有8人。
清朝得谥“文正”的大臣中，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清末团练湘军，击溃太平天国，挽救了大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对清朝的功劳，简直可以用再造之功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没有曾国藩，清朝可能会早灭亡50年。如此大的功绩，所以曾国藩死后，才配得上谥“文正”这两个字。同样功勋卓著的左宗棠，死后只谥“文襄”；李鸿章得的谥号则是“文忠”。多少晚清名臣，都配不上得一个“文正”的谥号。
因此，文臣要得到“文正”这个谥号，可以说是非常困难。除了要有能力以外，还得有很好的机遇才行。
不过，文臣能立下如曾国藩这样的大功劳，恐怕整个清朝也找不出第二个。但清朝近三百年国祚，却出了8个“文正公”，是因为有一条相对容易的“捷径”，只要从事一项职业，就有很大机会受谥“文正”。
这项职业，就是给皇帝当老师。
教皇帝或者未来将成为皇帝的皇子读书，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首先自己的知识水平要过硬，还有一点点运气的因素在里面。清朝皇室历来尊师重教，只要当上帝师，一生都会受到皇帝特殊的照顾。
清朝帝师死后被赐“文正”谥号，是由嘉庆皇帝起的头。嘉庆尚为皇子时，曾一度受和珅暗地打压，全靠老师朱珪百般保护。嘉庆登基后，对自己这个老师非常感激。朱珪死后，嘉庆特下谕旨：“珪自为师傅，凡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稍涉时趋者不出诸口，启沃至多。揆诸谥法，足当‘正’字而无愧，特谥文正。”
本来嘉庆给老师谥号“文正”，特地说明是“特谥”，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因此到道光一朝，道光并没有沿用嘉庆的做法，道光朝的“文正”是军机大臣曹振镛，而不是道光的师傅。但到咸丰之后，又再次启用了给老师谥“文正”的做法。
咸丰的经历和嘉庆比较像，他们能够顺利继承皇位，老师的教导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咸丰幼年丧母，都老师杜受田有更加深厚的感情，因此杜受田病殁之后，咸丰也下诏书：“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朕即位后，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援嘉庆朝大学士朱珪故事，特谥文正。”
前面说到，嘉庆给朱珪谥“文正”，本来是一个特例。就咸丰的老师杜受田而言，论其功绩，给不给“文正”谥号，都在两可之间。但是，咸丰最终还是又搞了个特例，赐封杜受田“文正”。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一个惯例了。
因此，在咸丰之后，只要给皇帝当过老师，就有很大机会得到“文正”的谥号。比如同治的老师李鸿藻，作为清流党魁首，并不算有过什么大贡献，但因帝师的身份，得谥“文正”。而光绪的老师孙家鼐，在一众中兴名臣中也是相对平庸，不过也因为运气好当了皇帝老师，身后得到了这一人人称羡的美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