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3日上午8点左右，常德沦陷。12月7日晚，余程万率为数不多的士兵在德山附近的茅湾与援军58军新第11师第32团取得联系，商定收复常德的反攻路线。12月9日拂晓，国军从东门杀进常德，当天收复常德。
对于很多人认为余程万是弃城而逃的说法，钟云鹏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余程万从沅江突围是去接援军，又不是跑到山里躲起来了，他应是常德守城战的第一功臣。
同时，在常德收复后的几天，重庆当局认为余程万弃城没有执行军令，将其抓起之后欲重罚。常德各界和社会名流问询后联名上书力保余程万。最后余程万还是被判处两年徒刑。
城外将士的泪眼：57师“个个都是英雄”
出生于1923年的马景刚，是湘阴县人，现居常德。常德会战期间，他在第66军军部军需处任上尉副官。201年8月3日，马景刚告诉红网记者，城内的57师将士“个个都是英雄。”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打响，日本侵略军分三路进攻常德城。当时驻守在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紧急疏散百姓，誓死驻守常德城。
当时，年仅20岁的马景刚，是国民革命军第66军军需处的一名战士。常德会战中，66军参加了外围作战，先后收复了南县、安乡、津市、澧县和湖北的公安、沙市、松滋等地。
会战期间，马景刚负责给军队补给武器弹药、粮食、被褥等，虽然没有在前线作战，但他仍看到了这场战争的惨烈。
“日本鬼子见人就杀。”马景刚回忆当时战况，几次忍不住落下泪来，援军隔在城外，常德城里一片瓦砾。
常德会战中，日军第11军出动约9万人进攻常德，中国74军57师8000将士誓死守城，苦战16昼夜，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在马景刚眼里，中国军人敢于牺牲，顽强抗敌。“57师将士在我心中个个都是英雄。”至于誓死守城的57师将士，马景刚反复说，“他们不怕死，用生命和鲜血死守常德城。”
在河洑山，看着长达6000米的战壕，想象着当时抗战将士一锹一铲的修筑防御工事，内心莫名有些心酸。国民党守军57师第171团第2营用全军阵亡的代价，打退日寇多次进攻，这段气壮山河的历史注定将永远镌刻在河洑山上。
常德细菌战：“这个公道始终要讨还”
其实，在日军的炮弹落进常德城内之前，此地此城已被敌寇蹂躏了两年——卑劣的细菌战。
2015年，当红网记者找到时年81岁的李明庭时，他仍清晰记得1941年的那个早晨。
那是11月4日，清晨6点左右，7岁的李明庭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轰隆声，把我震醒了。”李明庭查看发现，天上来了几架日本飞机，盘旋一阵后，便飞走了。
“飞机那天没有投下炸弹，我们觉得太奇怪了。”李明庭回忆说。
可就在飞机走后不久，常德城就陷入一片惶恐之中。
“日本鬼子投的是比炸弹更具毁灭性的东西。”李明庭现在是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理事，他回忆说，直到有人相继死去，才知道日本鬼子是来投毒了。后经认定，是一批染有鼠疫细菌的跳蚤。
2天后，常德便开始鼠疫流行，并迅速蔓延。据当时常德上交的一份报告显示，“至11月19日止，常德民众感染鼠疫者已有55人”。
据中国防疫历史档案记载，已知的常德第一个鼠疫受害者是一名叫做蔡桃儿的12岁少女，她家住在当时投菌最多的常德市关庙街。蔡桃儿11月11日晚间发病后，于13日早上死亡。
就在蔡桃儿死亡的当天和次日，常德医疗部门又在东门发现3名鼠疫死亡者，此后一段时间里，因鼠疫死亡的情况接连不断地出现。李明庭说，由于疫尸太多，当时常德西门外3座焚尸炉烧塌了2座。
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情严重蔓延后，常德城里，大家都谈“鼠”色变，不敢出门。很快，常德市从洞庭湖上的商贸重镇，变成了一座死城。
据后来走访调查，常德鼠疫从1941年11月开始至1945年底止，前后流行长达4年，因其丧命的人超过7643人，这项数据后来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从法律层面采信和认定。
日本发动细菌战违反国际公约，违反人道主义。从1997年开始，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家属先后多次赴日本，起诉日本政府的罪行。
“经过严格甄审，最后确认7643名遇难者的证据有效，并送达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秘书长丁德望今年82岁，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之一，这场官司，他一直参与其中。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中国常德提交的证据有效，首次承认了日本在中国湖南常德、浙江宁波和义乌等地实施了细菌战，迫害中国人民。
“但是，他们不赔偿。”丁德望说，对日方这种判决，中方原告不满，先后向日方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最后得到的是“不予受理”的答复。一场跨时10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案，于2007年5月以中方败诉告终。
田间一处荷叶满塘的池塘，淡然清新的荷香让记者感到些许凉意。郭卫说，“这里曾经泡满了尸体，遇难同胞的鲜血染红了这个池塘。”
90岁的郭鹿萍和89岁的全伯安是镇上为数稀少的幸存者。72年过去了，说起当年的惨案，两位老人还在颤抖，愤恨不已。
“老百姓跑到哪里，日本鬼子就杀到哪里。”89岁的全伯安当年在厂窖当长工，虽然没有被日军围住，但他目睹了这场惨案，他说，当年日本侵略军赶尽杀绝，厂窖的尸体，就像田里抛的秧苗，横七竖八，密密麻麻。
2015年，时年89岁的全伯安讲述当年的惨状。
“我去洗脚，那个河呀，满是鲜血。”回忆当时的惨状，郭鹿萍老人咧着嘴巴，不停地挥手，愤恨之情难以掩盖。
郭鹿萍说，当年他18岁，跟父亲一起经营药店，惨案发生前夕，母亲和两个妹妹往益阳桃江逃命，自己和父亲则躲在乡下一户李姓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