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违于胡汉之间的宇文泰,没有受过汉化教育,却最终完成北朝汉化

2020-08-26 16:26:17 作者: 依违于胡汉之

若说以改易姓氏笼络军心,大统十五年的复旧姓已可笼络大部分高级将领,为何恭帝元年又有如此大范围地赐姓?其动力来自于宇文泰的政治意图。

宇文泰扶立元氏建立西魏,前后经历了四位元魏皇帝,分别是孝武帝、文帝、废帝、恭帝。文帝在位十七年甘心当傀儡,与宇文泰相安无事,但元氏皇族并不甘于任宇文氏摆布。废帝上台后,随即爆发了宗室元烈谋变之事,史书对之语焉不详,宇文泰以雷霆手段处死元烈。废帝对此颇有怨言,宇文泰随即于553年逼其退位并毒杀之。

恭帝元年,西魏相继吞并了汉中、蜀中和荆州,疆域大幅增加,国力不断增长,宇文泰的政治威望也随之不断上升。之前宇文泰之所以没有取魏而代之,就在于国内人心不附,还须借元氏的招牌笼络人心。此时距西魏开国已过去了20年,若是再长久拖下去,难保不会夜长梦多,再出现元烈事件,那就是弄巧成拙了。

图注:周齐陈对峙全图

对比东邻,高氏已在550年篡魏建齐,宇文泰大概觉得时机条件已然成熟,或许已在逐步展开禅代之事。而大范围赐军人以胡姓,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似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项。

然而无论本心如何,宇文泰复旧姓、赐胡姓,毕竟在形式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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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定胡化影响,对孝文帝以来已趋主流的汉化风潮是一大倒退。毕竟政治家也是人,人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全都有客观理由。作为鲜卑族的首领,又亲身经历了魏末汉化造成的灾难式影响,宇文泰不可能不对本族文化有所认同,一些政策偶有回流,想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大局看,这一形式固然造成不好的影响,但终究影响不了宇文泰主张汉化的主流意图。

三、远法周礼的汉化精神

汉化落实在政治层面,最核心的是制度的创革。在这一方面,宇文泰无疑引领了北朝的潮流。

宇文泰统一关陇后,对儒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周书·儒林传》载,“及太祖受命,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

这段话的重点在结尾:复姬旦之茂典。

宇文泰并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对儒术产生什么兴趣,古奥艰深的儒家坟典并不是他一个代北武人所能理解的。支撑他崇尚儒术的动力有二,其一是寻找治国的理论武器,其二是占领政治法统的高地。

第一条好理解,毕竟十六国以来诸胡受汉化潮流影响已深,诸国基本上一建国就要全盘沿用魏晋旧制,石勒、苻坚开太学、重用儒生的行为,给后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真正能体现出过人之处的是第二条。

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武帝入关,从法统意上说,本来要比高欢拥立的清河王之子元善见更为正统。但孝武帝入关不久便与宇文泰发生龃龉,被后者毒杀。高欢抓住这一把柄,反复实施军事、政治之挞伐,加之东魏拥有的国力优势,西魏的法统基础其实很薄弱。

相比一直自谓为正朔的南朝,西魏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如高欢,也自承不及梁朝法统,《北齐书·杜弼传》载高欢之评论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面对东方和南方两大强国,怎么办?宇文泰石破天惊地创造出复周礼、设六官的手段。

从时间上看,宇文泰于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方始下令依《周礼》设六官,但这一过程却不自当年始,而是经过十几年的酝酿,政治和学术准备都达到了一定程度,才全面铺开的。

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苏绰就先后帮助宇文泰制定了二十四条新制、十二条新制,下发了复周礼的指导性文件《六条诏书》,其阐述的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内容,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苏绰还以革易魏晋以来浮华的文风为切入点,将官方文书格式改为西周的大诰,从各方面营造复周礼的氛围。

复周礼的着眼点在于哪里呢?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宇文泰将西魏法统内涵直接上承西周,以复古改制的方式,对抗南朝传承的中原正朔和东魏北齐的汉魏旧制。毫无疑问,在当时的状态下,这是宇文泰解决法统危机唯一可走的路。关陇地区残破的文化环境,迅速被宇文泰集团以周礼为旗帜统领起来。如《周书·儒林传》所描述的:“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 同传中肯地评价西魏北周的文化风气,“虽遗风盛业,不逮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宇文泰复古改制没有走当年新莽复周礼的老路。周制六官的创设中,虽然恢复了西周公、卿、大夫、士,撰次周礼朝仪,车服器用全依古礼,但其实际行政制度,却并没有食古不化。

六官是指中央的六个行政部门,分别是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以其具体职能而论,大致能和后世的吏、户、礼、兵、刑、工相对应。实际施行过程中,周礼官制其实仅在中央及少数州郡推开,绝大部分地方行政系统仍然是汉魏旧制,毕竟在实际运用中,汉魏制度比遥远呆板的西周制度更为实用。六官制一度造成北周制度杂芜之局面,但此事应当观其大者,复周礼、设六官起到了绍绪古法稳定人心的作用,至于制度杂芜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则是可以左右处之的小节,总体上看,宇文泰的复古改制是积极的进步的。

宇文泰一生对于北朝民族融合无疑是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虽然他依违于胡汉之间,对本族的风俗文化不能做到决然的断舍离——这固然也是不符合人的基本情感认知规律的,但他终于能以灵活务实且大度的政治策略,在数百年汉化大潮中完成看似水到渠成却也难能可贵的临门一脚,这位杰出的鲜卑政治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