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退入租界一年之后，谢晋元督率部下，在孤军营内励精图治，重新制订教育、体育、生产各项计划，勖勉部下“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他在请来大学生组织官兵学文化的同时，还规划和实施了一定的经济活动，让孤军们普遍学会了两种以上的技艺，为战后的就业和服务社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解决了孤军的生存问题。那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谢晋元
酝酿过程
谢晋元在讲堂上对官兵们说：“中国抗战是持久的，快则十年、八年，慢则二三十年，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到那个时候大家怎么办？只有现在学会一门技术，才能继续为国家效力。”
1939年“八一一”辱旗一周年纪念之后，8月21日，谢晋元写信给租界何德奎副总办，提出六点要求，其中要求允许孤军开展手工劳动。同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也和何德奎联系，希望他在不违背工部局利益的前提下，让孤军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工部局总办菲利浦把谢晋元的信件批转给万国商团司令亨培上校等人。
1939年8月26日星期六下午，何德奎拜访谢晋元，租界工部局正式允许孤军们在营内开展手工劳动。
袜子毛巾
谢晋元根据经济工作规律，先易后难，逐步发展，首先组织袜子、毛巾的生产。
谢晋元和上海的企业家关系好，这次又请一向热心的荣德生支持。荣德生安排申新九厂吴昆生厂长以优惠价格供应孤军们棉纱，开织袜厂的卫聚贤也借了六七台织袜机给孤军们，在袜厂派来的老师傅们的耐心指导下，孤军的袜子生产走上正轨了。以后又逐步扩大规模，购买织袜机，达到了40多台。一人一机生产长筒袜，二人一机生产短筒袜，每天有100多人参加织袜劳动。开始时每人每天生产两三双，到后来一人一天可生产十二双。
除了袜子生产，后来又通过来料加工，生产孤军牌毛巾。
生产肥皂
袜子、毛巾成功之后，谢晋元又组织大家生产肥皂。从1903年起，英国肥皂涌入上海，再从这里销售到全国各地，英国肥皂垄断了中国市场。1921年，五洲药房总经理项松茂开办五洲固本皂药厂，生产的五洲固本肥皂和英国肥皂开始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孤军营生产肥皂，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化工技术，产品又与民生密切相关。为了生产肥皂，三十多人去学习技术。他们虽然有一点文化，但请来的老师只会理论，没有实际操作能力。他讲起来理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当他用直接法生产肥皂的时候，几次三番制造出来的肥皂，不是凝固不好，就是脂肪酸含量过低。折腾了几天，浪费了许多甘油、牛油、工业碱等原材料，还是没有做出合格的肥皂。
五洲药房的总经理项松茂因为是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和义勇军营长，被日军抓捕到江湾海军司令部，和11位店员一起被杀害。其子项绳武接任五洲固本皂药厂总经理后，在杨树浦总厂建成15层的五洲大楼，又在沪西建成了二厂，闸北建成了三厂。项绳武接到了谢晋元的求助信，便派出一位师傅，细心指导孤军们制造肥皂，他用分析法取代直接法，增加了工序，掌握了火候，很快便生产出了合格的肥皂，在大家的努力下，产品的质量可以和五洲固本肥皂媲美。三十几个人，每天两班倒，产品供不应求。
谢晋元命令部下邓英负责经济工作，伍杰负责经济委员会和手工业生产，李春林区队长负责肥皂组，陈豈凡升为排长后负责织袜组。谢晋元为了便于管理和学习、军训和生产需要，对连队编制做过三四次变动，人员多少也进行了调整，有时连长也称之为分队长，排长称为区队长，但是四个连队的总体格局没有变。
谢晋元反复强调要节约原材料使用、核算成本、产品质量要精益求精。产品上用“孤军牌”商标，图案是一顶钢盔、两支带刺刀的步枪，交叉在下面。“四行孤军工务社”的图章，中间图案是四行仓库的外形，用以对外联系。
由于孤军牌产品物美价廉，质量好，售价低于市场价，所以很受欢迎。每天到营内慰问参观的群众都要买一些回去自用或者送人。另外一部分肥皂送给地下工作人员、退入南市滞留法租界的一千多名友军、受日伪迫害的困难群众。大部分则由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公司销售。
藤器木工
当编织袜子、毛巾和生产肥皂走上正轨之后，谢晋元又组织大家编织藤器、制造木器和开展汽车驾驶培训、修理等业务。
谢晋元出生于粤东梅州蕉岭山区，他有感于中国山区辽阔，藤条、柳条等资源丰富，编织所需设备和成本少，认为这是手工艺中最良好、最适合、范围广泛的手工业，所以大力提倡孤军学习此技术，号召大家踊跃参加。他说：“学会这门技术，今后就算回到穷乡僻壤，也能组织滕工劳动。”
很快，藤器编织便开展起来了，从小凳子、小椅子开始到各种柳藤筐、篮子、靠背椅、躺椅都生产出来了。
木工组因为技术比较复杂，工具又受限制，所以人比较少，但桌子、凳子之类的产品也生产出来了。
藤工、木工组共50多人，由李春林区队长任组长，肥皂组改由陶杏春负责。
谢晋元根据生产发展，陆续沿营区西边大礼堂北侧盖起一排房屋作为车间。在四连宿舍西侧盖了藤器、木器工场。
孤军牌袜子、毛巾、肥皂、藤器、木器品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常常供不应求。上海人民敬爱英雄，都以能买到孤军牌产品为荣。销售收入除了用以维持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外，还捐款支援抗战，其余用来补贴孤军的伙食和日常生活开销用度，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很高。
汽车培训
在生产进展顺利之后，谢晋元又筹划实施汽车驾驶培训。驾驶汽车在当时是一门很热门的技术，但房屋、设施的投入比较大，成本比较高，预计要5000多元开办费（后来实际用了6000多元）。谢晋元联系了上海最大的祥生、云飞、银色、泰来四家汽车出租公司，提供二手的卡车、小汽车各一辆，并派来了驾驶教练。谢晋元安排宋福华负责，1940年2月12日正式开课了。以三个月为一期，每期六个班，每班六个人；安排六个月，计划分两期，共培训7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