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剧照中，反应是汉代的士族滥觞，在武帝到宣帝时期既以基本完成奠基
汉代经学入仕的源头，在汉武帝到宣帝时期，基本就算奠定好了。士人政治的崛起，也就意味着士族山头的形成，到了东汉时期，就演变成门阀势力的名士集团。这种势力一旦形成，那也就意味着士族之间会通过姻亲和师友的关系，结成一个牢固的政治联盟，这一联盟具有进则在朝，退则在野的伸缩性。
不要小看姻亲、师友的结盟方式，在儒学作为绝对意志的时代，父子、夫妻、师徒、朋友是社会上极为看重的人伦关系，在这四种伦常理念之外，才是君臣。也就意味着当一位士人入朝为官之时，他虽然与汉朝皇帝处于君臣关系之中，可是高高在上，或者说峣峣易折的君王，一眼望去，朝野上下尽是互为表里的士人网络。读者诸君试想，换做是你，你能够坐视这种隐性的威势存在，而自身却不为所动么？
我们上一讲里说过，早在西汉武帝朝，就已经为士人做出世功表率的，是拜相封侯的老儒公孙弘。这位公孙老者虽然私德有亏，但却在实实在在的名利场上，为士人拼出了一块阵地。西汉末年，即便是刘姓宗室也要尊儒学经，宗正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就在儒家经学和诸子学问上非常内行。这些宗室学者，和东汉的士族精英，有一个共性之处，那就是他们进到士人的领域，并不是要与在名利场上分一杯羹，而是要用一种兼顾实际的理想主义观照来做事做人。
西汉宗正刘向，是一位刘姓宗族的经学士人
比如汉元帝要追责名将陈汤的罪责，将军陈汤为人贪婪，并且斩杀匈奴单于也属矫诏行为，但陈汤对匈奴单于的突击斩首，对于西汉王朝来说，是一件虽冒风险，却能获得长远利益的外事行动。深谙官场规则的儒生，一定会从皇帝的角度替皇帝考虑问题，陈汤矫诏会有损于皇帝的威信，还可能引发边地将领铤而走险的欲望。
这么思考问题，其实是合乎政治理性的，但如果从更高的安危利益来思考，陈汤斩杀郅支单于，可以直接威慑到持观望态度的匈奴贵族，使之更加倾向于归服汉朝。如果对陈汤处罚过重，会使边将束手束脚，亦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宗正刘向就是从一角度出发来劝谏皇帝的，至于如何制约边将不冒然行动，那只是行政细节问题。刘向是这样的理想化的士人，东汉时期辅佐曹操的荀彧，同样也是这样的理想人格，只不过这种理想人格同乌托邦式的理想人格相比，他们更具有脚踏实地的世功能为。
刘向、荀彧毕竟是士人之中的精英，产生精英人物，需要一个世俗的功利土壤，因为精英的塑造，需要货真价实的资财供养，士族就是精英获取供养的土壤，只不过在这片土壤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让士人获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了培养精英士人，因此即便没有精英士人存在，士人政治只是欠缺了几分令人感动和赞叹的精彩，却不影响它继续乏味地进行下去。
汉朝的中兴之君——光武帝刘秀，本人及其大量功臣，大量为儒生出身
从刘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刘姓宗室在与士人集团博弈之时，也要向士人集团融合，东汉中兴之君光武帝刘秀，以及他麾下的云台将领，大多都是儒生出身，行伍事业只是他们的业余选择，或者是时代逼出来的选择。光武帝本人，有着“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的能耐，刘秀的爱将常败名将邓禹，曾与刘秀一同游学长安。在息武之后，邓禹就和常见的士族一样，着力经营起家族的事业。在汉代有所谓“累世经学”的传统，以经学入仕的士人家族，要将这项艺能传承后世，同时也作为其招揽社会声望的生意，于是“累世经学”就慢慢变成了“累世公卿”，经学的潜在作用，通过子弟、门生的世代为官，被不断开显出来。
卓越的女政治家邓太后
在东汉，孝子廉吏可以被公府征辟入仕，而“孝”与“廉”作为儒学所推崇的私德，就转而推行为社会化的公德。魏武帝曹操，在二十岁那年通过举孝廉，入仕做了郎官，他的族兄弟曹仁、曹洪，其字分别为“子孝”“子廉”，从中不难看出孝廉已经影响到了习俗之中。邓禹共有十三个儿子，这些儿子基本上都享有孝子的名声，须知只有知名的孝子，才是货真价实的资本，等到这种名声所积累的成本种子，在邓禹孙女的邓绥那里发芽的时候，这位成长于士族家庭，又兼熟识经史、“姿颜姝丽”的女子，就已经基本具备了一位女性政治家的禀赋。邓绥也果然不负天赐，成为了东汉一朝卓越的政治家邓太后，而邓氏家族也多了另一重政治身份——外戚。邓氏家族在于皇室的博弈中，一向谦和守下的士人作风，为他们挣来了不少赞许，这其中不乏孝廉所规训出来的圆滑，但在邓太后崩逝之后，邓氏也不乏衰落的命运。
汉初名家马援，因椒房之故，也难以逃出作为外戚的阴霾，其后代马超在汉末三国时期，颇为知名
经过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的噩梦，东汉皇帝对外戚格外顾忌，甚至论功封赏也会因位椒房之亲的缘故而被故意疏远。因此东汉初年的外戚，其命运往往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的砂胧，即便是功劳显赫的名将马援、窦宪，其命运都不乏悲凉之意。不过马氏一门毕竟祖荫深厚，早在战国年间，那位曾令秦将王翦铩羽而归的名将赵奢，就是马援的祖先，马援受封马服君，后世子孙遂以“马”为氏。另据《典略》记载，东汉末年的西凉军阀马腾、马超父子，即马援之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