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虽得其主，然不得其时
写诸葛亮是最难写的，他在国人的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忠贞不二，鞠躬尽瘁，其人格魅力当独步天下，一部《三国演义》将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拨到了无限高的地步，加之历代文人墨客的歌咏，以及那绝世鸿文“出师表”，使诸葛亮伟岸的形象深入人心。
学历史看重的是正史，其它的只能作为参考，那么作为正史，《三国志》是可信度最高的，在前期，诸葛亮的功绩和战略高度，肯定是一大亮点，但在后期我却有点晕忽了，我是一直没弄明白，在魏蜀吴三国中，这蜀是最为弱小的，缘何一直要北伐北伐的，以卵击石，自取其败。
大家都知道这三国指的是魏蜀吴，但却很少有人觉得，这三个国家的名称其实是有些怪怪的，魏和吴是延自开始的魏王和吴王而建的国号，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这蜀却怎么看都是个四不象，它是一个地域名称，而不应该是一个国家，刘备称帝时，用的国号是“汉”而不是蜀，也就是说，比较合理的称呼应该叫“蜀汉”才对吧。
既然叫“汉”，那么肯定是以汉家正统自视，其它都属“伪”之范畴，当伐而灭之，这是诸葛亮致死不渝的方针，也是他的夙愿，更是他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体现，然而，后期三国鼎立中，这蜀是最弱的，却在八年中六出祁山，坚持北伐，把个国家弄得来民疲民穷，怎么说都有些不识时务的感觉。
北伐能否成功，诸葛亮也是没有把握的，他在给刘禅的上言中也说道：臣只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也”，打无把握之战，按说不是诸葛亮的风格，那为何还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清人刘献廷给出的理由我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孔明之出祁山，以攻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势终于三分矣，而出师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棋，能侵入始自治，否则坐而待之耳”。
这也就是说，这北伐乃是无奈之举，不如此，即使想维持这三国鼎立的现状都是不可能的，攻，或许有成功之希望，守，只能是坐待国亡。时间拖得越久，两国的国力差距越大，所以，这就是诸葛亮频频北伐的根本原因。
对于北伐，蜀中尽管刘禅全力支持，但却也是勉为其难的，心中也是充满着怨恨，从诸葛亮死后不准立祀祭拜就可见一斑，继任的蒋宛、费袆在其死后立即停止北伐，取守势也说明当时的大势。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的一首《蜀相》为诸葛亮赢得多少同情的清泪，但诸葛亮后期的失误却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是在用人方面，他身为手握军政大权的重臣，事无巨细必躬亲为之，没有选拔人才和发挥尽人之能，事事插手，件件操心，这实际上是极不正常的理政方法，从而也造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蜀汉集团由曾经的人才济济到后期的人才凋零，注定了蜀汉的灭亡。
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只能做到以律已来服众，只想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来影响臣民，其实，这除了个人的品格得到大家的认可外，其它并无多大效果，想要让大家见贤思齐，怕是太想当然了，因此，在诸葛亮生前尚能凭个人威望对朝野有震摄之作用，一旦离世，整个蜀中便离心离德，文武对立，幸而那被误读千年的刘禅还有点能力，大权在握后，立即调整了诸葛亮的政策，推行自己思之已久的治国方略，从而使这蜀汉又逐渐地恢复了元气。
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想在这异地长治久安，那是很不容易的，三国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军阀和门阀的矛盾，也就是外来强权同士族的矛盾，这点刘备看得是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刘备托孤是托于诸葛亮，其实不然，托的是诸葛亮和李严，李是蜀中士族的代表，刘备是想重用这两人来平衡蜀中之势力，以保蜀汉能长治久安，乃至于恢复大汉。但后期的诸葛亮打压李严，独揽大权，从而造成外来势力同地方势力的尖锐矛盾，随着刘备带来的老臣渐渐老去，外来势力逐渐衰弱，最终也就难逃覆灭的结局了。
我们崇拜诸葛亮，不仅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也要从他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吧。
史家对诸葛亮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但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其中当数宋司马光为最：“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对此我是不太同意的，诸葛亮后期是有很多的不足，但有很多事也不是靠他一人之力能完成的，有点象张孝祥在《六州歌头》中所说的那样：“殆天数，非人力”。也许，最懂得这诸葛亮的还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司马徽：“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此言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