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以上这首诗出自汪景祺所编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的《诙谐之语》一文。
1726年，雍正查抄年羹尧在杭州府邸之时，所发现的就是这首诗，而“皇帝挥毫不值钱”这句话尤为让雍正感到愤怒。当然提醒下这句话并不是说雍正，而是说康熙的。其意就是说康熙自我感觉良好，但实则文学造诣极差。
当年康熙南巡无锡时，士人杜诏道左献诗，康熙颇许可之，遂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有“云淡风轻近午天”之句。此时某位无锡人听说后，以为皇上题词未免浅薄，遂戏作一七言绝句，曰：“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也就是说这首诗并非是汪景祺所做，只是他收录到自己的书中，可能他也知道这首诗颇有大不敬的意思，所以并未说出这位无锡人的姓名。但是汪景祺这般做法，却也为自己悲惨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当年雍正发现这句话后，可谓是无比的震怒，大怒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从文字之间，可窥视雍正那刻狰狞怒目之态。同时据说当年雍正说出这句话时，“此种”二字的中间是加了一个字，那就是“杂”，如真是如此，可见雍正当时是如何的愤怒，能让一个帝王在公众场合大爆粗口，可见雍正的愤怒。
当然，雍正也并不是仅仅因“皇帝挥毫不值钱”这7字就震怒，而是因为《读书堂西征随笔》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汪景祺这位疏狂不得志的大才子，为了得到高官厚禄，对于年羹尧这位大权臣，可是极尽逢迎之事。在书中汪景祺为了让年羹尧开心，颇有捧年羹尧(如在《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一文中称年为“宇宙第一伟人”)，讥皇帝(如《诙谐之语》一文称康熙为“皇帝挥毫不值钱”)之意。
同时这本书还对雍正清查亏空一事也是极尽讥讽，他讽刺雍正清查亏空以来“诸臣承望风旨，搜根剔齿”，惟以刻薄为能事，甚至“辱及妇女，祸至儿孙”，如西安临潼县令丁某病故后被查亏空，遂下诏抄其家，但最后却只得银戒指六枚、银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其中居然还包括女子的内衣，遂汪景祺对此大发议论，其言：“呜呼！罪人不孥于妇人，何罪而至褫其亵衣以为快？况所值几何耶？”。
此外，汪景祺还妄议雍正的年号，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历来有“正”字的年号如“正德”、“正统”等都非吉号，所以雍正很容易步入那些皇帝的后尘，或早死，或被俘，或绝嗣。
想想看，这等妄议，在那个封建时代可是重罪，他妄议雍正的国策，甚至是诅咒雍正帝早死，绝嗣。如此雍正看到此，岂能不震怒。
不过其实汪景祺这人心里也明白《读书堂西征随笔》存在着许多有失公允之处。这点从他在序文中写道“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汪景祺自己知道，书中所写，已存偏激之处，或致不太平的结果，所以他并未想存心扩散，只是仅作年大将军幕僚而著述，说白了就是给年羹尧一个人看的。
只是汪景祺万万没想到的是，年羹尧这位备受雍正宠信的权臣，最后会以抄家自杀为结局。如此，这本大逆不道的书籍最终被发现，当然其实最初汪景祺的这本书并未在第一轮查抄中被发现，直到第二轮才被侍郎福敏在一个书框中被发现，史载：“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
之后随着这本大不敬书籍的被发现，汪景祺这位作者，最终也以枭首示众为结局，其头颅被悬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这一挂就是十年。同时他的妻子也被发配到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为婢，他的亲兄弟、亲侄有官职的皆被革职，发往宁古塔，他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也都被革职，虽不发往宁古塔，但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可谓是终身监禁。
此外，很多人都不明白，既然这是一本大不敬的书籍，现在的我们是如何知道这本书中的内容的？且还知道得那么的详细。
其实这本书虽最后被雍正所得，可雍正并未将它销毁，而是将它收藏了起来，然后藏于宫中，直到清亡。而后在1927年，张作霖宣布接管紫禁城的时候，这本书被时任故宫副馆长的傅增湘所发现。
当时傅增湘到南三所(这里藏着历代皇帝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禁书或密件)阅览书籍的时候，突然被一个箱子所吸引，因为在这个箱子里贴着一个封条，这个封条上写着“雍正某年奉上谕，非圣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这段话引起了傅增湘的注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将这个箱子打开，而在这个箱子中就有《读书堂西征随笔》这本书，就这样世人才知道这本书的人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