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以往出版的书籍中，艺术画册、书法史论、影印古籍一类的图书，因其受众窄、定价高，往往被视为“小众”。在实体书店和纸质书备受冲击的当下，这种小众图书是否最容易受影响，甚至淡出读者的视野？事实上，这种担忧属于多虑。近年来，艺术类图书为更多家出版社所看重，出版总量和图书质量也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自古以来，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书、画、印流传有序，雅俗共赏。现如今，从书画特展上的“故宫跑”到校园里的书法课，再到遍及民间的收藏热，普通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往更远一点说，一个民族文化艺术上由于共同工具、共同思想、共同方法和共同传统所合成的“信号”，并不会因时代的推移而衰减，它将生生不息。
本期光明悦读分别从绘画、书法、篆刻三个方面，选取新近出版的三种图书进行解读，与大家分享美的“信号”是如何一代代传递的。
由玺印朱迹追溯美的历史
——“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出版的意义
作者：殷燕召（光明日报主任编辑）
同治十三年正月，正在陕西出任学政的晚清古文字学家吴大澂，听说远在山东潍坊的收藏家陈介祺将所收藏的古代印章汇集成一部印谱——《十钟山房印举》，便急忙写信求购。不知道吴大澂收到了怎样的答复，但恐怕他未能如愿得到这部印谱。因为号称藏古印万方的陈介祺，终其一生，都没有将这部印谱编定。给后世留下的，是几种收印数量、编辑面目都有差异的“未定本”。简要说来，《十钟山房印举》分为1872年编订的“壬申本”和1883年编订的“癸未本”，装订册数又有8册、16册、29册、50册、81册、100册等20余种之多。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传世能见到的《十钟山房印举》，以191册“癸未本”为最善。今年，雅昌二玄与山东人民出版社携手将此印谱出版。可以说，《十钟山房印举》是中国古代玺印的一部谱录，但同时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要了解这部书，得从清代学术风气的背景谈起。
清代的学术研究以考证经学为重要特点，尤其是“乾嘉学派”兴起之后，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治学根本方法，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衍及文字音韵、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校勘辑佚等等。因为治学讲究有证据，所以凡是遗留有古代文字的器物（概要而言，有铭文的钟鼎之类青铜器谓之金、有刻划文字的碑版砖石之类谓之石，合称“金石”）都为人所重视，一时间金石学的风气可谓“遍及朝野”。道光、咸丰以后，专门从事收藏和研究的金石学家数量增多，文物寻访异常活跃，除钟鼎彝器和碑版摩崖外，泉币、镜铭、玺印、兵器、造像、砖瓦等都成为金石学家搜集和研究的对象。
康有为对此有过评述：“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证经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夫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灌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
清代的金石学发展到历史上最高峰，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十钟山房印举》的辑录者——陈介祺这样一位有清一代金石收藏研究的大家。陈介祺收藏涉及金石诸门类，所藏珍品毛公鼎被赞誉为“海内吉金之冠”，又因藏有商周古钟11件，名其斋曰“十钟山房”。陈介祺的古玺印收藏尤为古今之冠。他早年曾辑有古印谱《簠斋印集》，自序云：“余集古印二十年，精选慎收，去伪去近，自周秦以来至于汉魏六朝官私玺印2000余钮，金玉银铜宝石琉璃牙钿备具，复假之东武刘燕庭方伯百钮，益以泉印钩印斗检封泥封，附以虎符龟鱼符为十二册。”从这段话中，可以窥见陈介祺收藏古玺印的取舍标准。此后，陈介祺不断丰富古玺印收藏，多至7000余方，藏印之室称“万印楼”，而其晚年笃力编纂《十钟山房印举》，多方筹借友人藏印，书中存印逾万，是名副其实的“万印”了。
要而言之，《十钟山房印举》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曰宏富。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存印超过万方。这样的规模，在集古印谱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罗振玉评价：“予尝评骘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
其二曰精审。历来考古收藏，真是一切的基础，陈介祺作为傲视一代的大收藏家，恰恰有一双别人无法企及的“慧眼”。说起陈介祺的鉴定水准，可参见著名学者商承祚在其专论《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中感叹的一段：“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的陈介祺……”另一位收藏家王献唐称：“陈氏所藏金石，凡所目验，悉为真品，无一伪作，此老巨识，当不易欺。”
其三曰传真。《十钟山房印举》制作之精，从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中的一些细节便可以窥见。“纸最忌松，松则如布，不沾印泥，不受墨。”“印色，第一须好朱砂，须好油，须白晶粉，须珊粉，其第一至要在研细。”“以印沾印泥时，印面沾到沾匀即是，不可重落，使印泥入字失真。”“折缝每易错攲，拟用居中细线一道，易折正而避手污。”从这些记述中可见，为了真实反映出古印章的面貌，印举本身精益求精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汇集了如此众多古玺印的《十钟山房印举》，艺术价值显而易见，是篆刻艺术“宗秦法汉”的圭臬，给无数篆刻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它的学术价值也不容忽视。历史学家陈直，就曾用《十钟山房印举》对史书进行考证。比如，《汉书》中有“谏大夫乘马延年杂作”一句，印举中有“乘马元”“乘马万”“乘马尊”等印，可见“乘马”是两汉时习见的一个姓氏。《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说，司马相如“名犬子，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印举中有“焦相如印”，也是仰慕蔺相如而起名字的例证。历史学家谢国桢曾感叹，以前人往往把这些古物当作可以鉴赏的古董玩物，只有如陈介祺这样，才真正是以考证古文字来纠正前人学说之失当处。理解这一层意思，才能真正体会到《十钟山房印举》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