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了樊树志先生所著的《崇祯传》。本书以详实的史料，生动再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30多年的短暂人生。
在大家印象中，崇祯帝是一位亡国之君，应该为大明的崩溃承担全部责任。事实上，正如前人所言，明朝的灭亡在万历年间就已经注定了，国祚传到崇祯帝手里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樊树志先生通过丰富的史料证明，崇祯帝并非无所作为、耽于享乐的昏君，相反，他是一位励精图治、节俭勤政的皇帝。
他17岁登基称帝之初，毅然拿下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就显示着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决心和胆略。
影视剧中的崇祯帝。
但遗憾的是，崇祯帝的努力未能挽救明朝国运，大明帝国终于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轰然倒塌，他本人及其家人也都惨然死去。
明朝灭亡的根源埋藏于万历年间，是不是说崇祯帝就可以不负责任了呢？那当然不是，他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决策失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甚至丧失了别开生面的机会。
关于崇祯帝治国的得与失，樊树志先生在书中均有扎实的论述，小编在本文中只聚焦于一点：崇祯帝在大事面前太糊涂，优柔寡断。在此举两个典型的事例加以证明。
第一个大问题：要不要与皇太极和谈？
明朝的处境可谓四面楚歌，内有张献忠、李自成等掀起的农民起义，外有八旗兵的频繁袭扰。相比之下，朝廷国库空虚、明军兵力不足，根本无法同时应对内外两场战争，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
1638年，内外交困日亟，崇祯帝不得不向朝臣提出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作了回答，他明确主张与八旗兵“互市封赏”，即和议。以和议争取北边三年无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
在崇祯帝心中，他非常认同杨嗣昌的建议。
其实，与八旗和议并非新话题。崇祯帝即位之初，皇太极通过蒙古方面和直接给蓟辽督师袁崇焕写信，表示了通好的愿望，终因朝中大臣激烈反对而作罢。
崇祯帝手迹。
这一次，崇祯帝打算往前迈一步。在杨嗣昌主持下，辽东巡抚方一藻与皇太极开始了接触。
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表明了诚意，尚未谈及细节，朝中大臣已经炸锅了，杨嗣昌差点被口水淹死。
对于特别看重夷夏之辨的大臣来说，和议绝对难以接受。他们纷纷提交奏章，弹劾杨嗣昌，斥其别有居心。
他们的言论大多站在道德或党争的立场，既无视严峻的现实，也故意忽略隆庆年间明廷与蒙古俺答汗和议的历史，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境更是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
如果崇祯帝乾纲独断，果断地将和议政策执行下去，“以练兵为正道，开市（和议）为权宜”，争取东北边疆三年和平，未尝不能获得一线生机。
不过，崇祯帝十分顾忌汹汹朝议，虽然他也认为和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犹豫不决，致使明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永远丧失主动权。
第二个大问题：要不要南迁留都？
历史上，大宋朝廷南迁，偏安东南，国祚再延续150多年。当北方局势糜烂之际，崇祯帝不难想到迁都问题。要知道，在留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现成的六部班底，只要过去，朝廷即时可以运作。
李自成及其军队。
1644年大年初三，明廷的败局已不可收拾，崇祯帝与左中允李明睿商谈国事，李提到：“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崇祯帝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
这句话透露出，崇祯帝很想南迁，无奈大臣们都不同意。所谓“诸臣不从”，指以内阁首辅陈演、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为代表的大臣反对南迁。他们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甚至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后来，左都御史李邦华又提出一个太子监抚南京的方案，在朝堂激辩一阵子之后也不了了之。
死守北京明显毫无胜算，崇祯帝为什么就不能力排众议，果断南迁呢？毕竟天下是他老朱家的啊。
臣子吴伟业看得清楚：“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国请而后许。”
原来如此！南迁有逃跑之嫌，崇祯帝怕在历史上留下负面评价，所以他等着朝野上下达成一致意见，纷纷要求南迁的时候再实行。
崇祯帝自缢处。
不过，要让那些大臣们在南迁问题上达成一致，真比登天还难。就在崇祯帝摇摆不定的时候，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大明帝国和崇祯帝的厄运降临了。
无论与八旗议和，还是南迁留都，都不乏支持者，绝非“无人赞襄”。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崇祯帝一言九鼎，奋勇推行自己的规划，1644年的历史存在改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