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北周世宗皇帝柴荣在北伐途中病逝，皇位传于只有6岁的幼子柴宗训，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北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趁机于次年在部下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
赵匡胤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他深知五代混乱不堪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军阀割据，武夫当权，另一个就是异族外患。
所以，赵匡胤一掌权，首先就杯酒释兵权，兵不血刃地瓦解了军阀谋逆的危险。内忧解除了，外患却积重难返，不是一日之功就能解决的。
自晚唐以来，契丹、回鹘、党项纷纷觊觎蚕食中原，昔日辽阔的大唐北方和西北疆域沦入敌口，只剩华中、华东、华南、巴蜀等汉族传统地区，成为众多汉族军阀的“逐鹿之地”，因此，赵匡胤深知，即便他的大宋完全统一了这些地区，其战略格局依然狭小局促，不利于打破异族环伺的被动局面。
首先，赵匡胤对大宋建都东京汴梁就十分不满，汴梁地处平原，无险可屏，北方异族一支偏师渡过黄河，就可将其围困，甚至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单单决黄河之水就能将其无情毁灭！
汴梁能作为“都城”，不是诸侯割据就是军阀纷争造成的，代表的就是一股夜郎自大的苟安意识，在这里建极称帝其实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赵匡胤觉得要想恢复汉唐雄霸海内的基业，就必须首先选择汉唐龙兴之地——长安。
但是，赵匡胤也知道，唐朝故都长安早在唐末就被朱温摧毁了，所有宏大建筑不是被焚毁就是被拆解，木料全部被运到东都洛阳。而汴梁虽然从战略层面不合适，但也不可否认，经过北周的苦心营建，汴梁的繁华确实是长安甚至洛阳都无法企及的。
大宋的高官权贵们也无不是累家财富都集中于此，如果贸然提出将都城由繁荣奢华的东京，一下子迁到废垒残墟的亡都长安，一定会招来群臣的一片反对！
所以，赵匡胤决定先采取一个“暗度陈仓”之计，即先把都城定于洛阳，然后再迁都长安。
谁料，就算是迁都近在咫尺的洛阳，群臣和宗室也激烈反对，纷纷上书陈述迁都之“弊”，和东京之“利”。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洛阳和长安一样，五代纷乱时就已经凋敝破落不堪，重新营建必然耗费大量钱财，又力陈汴梁之利，繁荣富庶之外，更兼有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四条“黄金”水运航道，可以将无尽的江南粮米税赋日夜运到东京，足以滋养百万军民。
尤其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说出了“光芒万丈”的五个字——国家安危与否，“在德不在险”！
赵匡胤被弟弟这句“圣经”一般的高论噎得哑口无言，他从内心里知道，这纯粹就是说了白说的扯淡话，但也无法辩驳，只好叹息道：“你的话不错，可是建都汴梁，不出百年，国力必然会被消耗殆尽！”
赵匡胤说的没错，汴梁无险可守，必然年年耗费巨额税赋，来养活庞大的常备军来守卫，这就是造成北宋衰弱无能的根源之一：百万禁军之累。
其实，在这件事上赵匡胤也是过于优柔寡断，他只知外姓军阀的危害，殊不知他即将面临的最大威胁，却是这个手足兄弟！赵匡胤即便不能预知12年后那“烛影斧声”的一幕，起码也已获悉这个作为京兆伊的弟弟，在汴梁不停地结党营私，企图做大势力意味着什么。
赵匡胤其实完全可以运用“太极手法”来反击赵光义：“我固然不敢自诩有德，但我起码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考量，非比某人结党营私，又何以称德？”
赵匡胤如果能拿出黄袍加身的决断和杯酒释兵权的机智，就应该果断地力排众议，坚决下令迁都，而且一步到位，直接定都长安。
那样的话，国都不仅具有函谷关、潼关天险，足以防御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的威胁，而且更会促使大宋迅速铲除势力最弱的西北党项、西夏的割据，这样一来，大宋就会重新夺回中唐以来就丧失的西北产马之地，困扰北宋百年的骑兵部队严重匮乏这一弊端，自然也就迎刃而解，日后对抗辽国、金国骑兵，也必能胜券大增！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一旦迁都，朝中权势必然会迎来一轮“大洗牌”，离开了自己盘根错节的汴梁，赵光义谋反的实力和信心必然大打折扣，也许他就不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
可惜，赵匡胤雄才大略一生，却在这件事上没有体现出霸气和魄力，给大宋王朝留下了一个遗祸百年的隐患，最终给后代们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屈辱！
不过，赵匡胤终究还是不甘心，虽然生不能迁都，死也要头枕洛阳，将北宋王室的陵地选在毗邻洛阳的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