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胜负，决定于政治、经济等条件的较量，也决定于战争指挥者战略战术的较量。梁山好汉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只有几员战将、几百土兵发展到拥有一百单八将、十万雄兵的庞大队伍，义军首领的奇谋方略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充分显现因事设奇、谲敌制胜的谋略思想，是《水浒》中战争的一个突出特色。也正是《水浒》的魅力所在。
《水浒》中展示了运筹帷幄料敌决胜的一幕幕战争图景。描绘了丰富多彩的斗智情节。那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画面，给人以“唯智者胜”的思想启迪和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战秦明就是一例。
青州兵马指挥司统制秦明，被慕容知府请来围剿梁山。花荣等人针对秦明性急的弱点，预先订下“先须力敌，后用智取”的一套计策。
先是“制造假象”，引诱秦明四处奔逐，达到疲惫对方之目的；接着，四面埋伏，八方出击，以挫伤秦明的锐气，使之暴跳如雷，鲁莽从事。继而配以炮轰水淹，消灭敌方兵力；最后，巧设陷坑 ，实现“擒贼擒王”的最终目的。这套充满智谋思想的战术，被评点家们誉为“堪比诸葛孔明火烧新野”，“酷似诸葛武侯七擒孟获手段”。
再如，有关宋江吟反诗、戴宗传假信、江州劫法场。
这可谓一波三折、动人心魄的“系列化”智斗情节。江州通判黄文炳从宋江题诗中，悟出“反意”，并查证宋江乃是一名囚徒，于是促使官府捉拿宋江归案。这里显示了黄通判的狡猾。为后面事件发展奠定了情节与性格的基础。戴宗让宋江装疯以求蒙混过关。虽然宋江疯态逼真，但黄通判却能从宋江笔迹、发疯时间等细微处，断定是假疯态。于是，黄通判让蔡九知府修书封，立即“差人星夜上京师”，请示蔡京如何处置宋江。吴用获取此信，决定“将计就计”，派戴宗传假信，以求从中行事。不料，狡诈多端的黄通判审处、拷问出戴宗传信的真相来，由此可见，黄通判似乎比吴用“智高一筹”了。
由此也造成文势的骤然一跌，情节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变。紧接着，吴用错后知错，并立即采用了新的灵活机智的策略战术，去适应突变了的新事态。他当机立断派人飞速下山，于是有了众好汉充当谍报人员乔装混入法场，大战一阵并胜利地劫了法场，救了宋江的情节。
由此可见，吴用的智谋毕竟比黄通判“更胜一筹”，这便是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计高者胜的生动战例。
《水浒》里智术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一种“兵不厌诈”、“里应外合”的谍报谋略。
这从作品对间谍形象与谍报工作的大量、深刻、鲜明的艺术描写中，即可看出。全书刻画了大批间谍人物，仅正面展开描写的间谍战就有二十六场。这间谍与用间法是梁山义军战略战术的核心，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役战斗，都依仗着用间法和“诈骗术”的实施。正所谓“兵者，诡道也”，“兵以诈主”。
书中在“诈”字上演出了一连串跌宕多姿的故事。有制造假书信的；有制造假情报的；有制造战争假象的，如清风山大战时，宋江让小喽罗手执红旗，东奔西突，使敌方误认为是大部队；有人员的伪装，更有形形色色的“冒名顶替”。
《水浒》的智术还充分体现在“里应外合”的巧妙运用上，使“里应外合”蓄含着奇谋高智。例如，有单身潜入作内应的，呼延灼归降宋江后，甘心充作内应，他以一时的蒙骗手段，诱使青州城守城军士大开城门，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入城内。这使人有猝不及防、魂悸魄动之感；有采取小股力量潜入做内应的，如孙立等人的混入祝家庄，是将真相隐蔽起来，欺骗对方，以虚假身份公开大肆活动，而后伺机大杀回马枪。这举动是打破祝家庄的关键环节之一，它“外松内紧”，使人荡气回肠；
“智取大名府”的内应则采用单身潜入和“集体”潜入相结合的办法：
先派时迁一人潜入大名府，待时放火为号。接着又派出二十六名战将，扮做各种身份，带着用具器材，潜入城去。时机一到，众人一起发作，配合“外合”部队，顷刻间拿下城池。它的作用在于扰乱敌方，为我方造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条件，从而达到克敌制胜或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给人以搜神夺魄、烟波无限的美感；
有的“内应”并非秘密的潜入：
像“二打曾头市”中那充作内应的时迁、李逵等五人，便是作为谈判讲和的人质，公开进入曾头市的。但是，他们动身之时，都已面受吴用的计谋，并在适当时机策动了内应活动。从而更有力地宣扬了“唯智者胜”的思想。
总结：《水浒》的许多战例中，战法与后果迥然殊异的前后两次战斗的对比，让“智谋者胜”与“鲁莽者败”构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