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在经历了光武帝、明帝、章帝这三代有为君主之后，从汉和帝开始，东汉便逐步走向衰运。汉和帝以降，或常有短命之君作为汉帝国的元首，抑或乏能之辈较长时间占据着大汉的政权顶峰。在《三国演义》三英战吕布的经典段落中，有这么一段打油诗，诗中唱道“汉朝天数当桓灵，炎炎红日将西倾”，姑且不论汉代是否一直尊奉火德，但这首快板书一般的打油诗中，还是说清了一个历史现象，就是说到了桓帝、灵帝之时，东汉王朝的衰落，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想必光武帝刘秀这样的中兴之主，也不愿在泉下亲见桓灵这样的后世子孙
桓帝在位二十一年，灵帝在位二十二年。在桓、灵二帝之后而少帝、献帝，汉帝国的落日余晖，就已经甚为黯淡。桓灵二帝时期，汉朝爆发了最为严重的三重危机，其一就是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冲突，后来酿成了禁锢乃至杀害士族的两次党锢之祸；还有就是太平道人张角引领的黄巾之乱，以及西羌一带因叛乱而形成的军阀势力。
从汉和帝到汉桓帝的这段岁月，汉帝国一共有七位皇帝相继即位。别看有七位皇帝轮流坐庄，可七位皇帝加起来的统治时间，还不足六十年，其中有四位皇帝的在位时间，甚至满打满算也才一年。对于家天下的君主政体来说，这意味着老天爷不赏饭，因为家天下最怕的就是君主在位时间过短，而造成的局面不稳。按理来说，东汉已经具备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卿臣僚系统，在汉和帝以降，君主即便更迭较频，但在某种程度来说，似乎东汉具有了一个虚君制帝国的成熟模态。
可话又说回来了，东汉的百僚体制确实是成熟的，但前提是跟谁比，比西汉确实成熟，但照比后世，还是有一定的隐忧存在。就拿君相制的朝廷体制来说，我们在序言部分已经讲过，相权主要集中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手中，也就是说三公作为士人政府的领袖，他们虽然不可能像皇帝那样依据血缘来世袭，可是士人已经能够通过门生故吏的社交伦常，将官僚权力稳固在本阶层手中。三公所代表的官僚士人力量，称为外朝。而皇帝以外戚和近臣团体所组成的职能中枢，则称为内廷。外朝与内廷，统称为朝廷，入仕为官的士人，称为在朝；而尚在潜伏爪牙之中的士人势力，叫做在野。
早在西汉武帝朝，君相之间，内廷与外朝之间，就已经激烈博弈
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即便是刘彻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也要通过拉拢外戚来限制以丞相为主的外朝百僚。之前说过的平津侯公孙弘，是武帝正式掌权开始，为数不多能够死在任上的丞相，其他丞相大多凶祸而亡，由此可见内廷与外朝博弈的残酷。要与外朝博弈，汉武帝就必须拥有人才储备。可以说苍天对刘彻是比较青睐的，外戚系统中，卫青、霍去病是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他们通过军功封侯，并以大司马的高位，占据了三公中的重要一席。
此外，武帝虽然暴戾，却也奋发有为，在成就民族事业的时候，民族利益无疑要高于道德，因此武帝必须重用一些名声未必显赫，却有手段和胆略的死忠之士，比如坚持名为“推恩”，实为削藩的主父偃。主父偃因为在齐地的过失，成了公孙弘的肉中刺，武帝欲保全主父偃，可一向随顺朕意的公孙弘，却为此“据理力争”，直到武帝族灭主父偃，此事才算了结。再如，在武帝元狩二年，刘彻出于战略考量，决定在与匈奴毗邻的边地，兴建建朔方郡。这种战时的非常手段，往往会让边民十分辛苦，但却是有利于平灭匈奴的整体大计；果不其然，公孙弘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公孙丞相的谏言，并没有让汉武帝停止动作。自知事大的公孙弘，也很快请罪认怂。
终西汉一朝，外戚常常触手过长，比如霍去病的异母之弟霍光，就曾令武帝的曾孙宣帝刘病已，感到如芒在背。霍光虽然功劳显赫，可命终之后，还是遭到了清算。王莽篡汉，是导致西汉法统暂时断绝的直接表象，因此东汉王朝对外戚始终防范有加，因此东汉有名的外戚很多，可即便如汉章帝皇后的兄长窦宪，汉和帝皇后的兄长邓骘，这些外戚或功劳较大，或私德较好，可最终命运也比较悲惨。到了桓帝一朝，诨号跋扈将军的梁冀被皇帝授意宦官将其除去；在灵帝驾崩之时，何太后的兄长何进，又被宦官集团合谋诛杀。
西汉武帝朝，刘彻恩宠外戚卫青，卫青也确实在征伐匈奴的历次大战中，立有不世之功，因此做了大将军。大将军起初只是战时临时授予的殊荣，不像大司马这样的正牌公位，可以实打实的位居三公序列。但东汉的大将军与西汉有了明显的差别，从窦宪征讨北匈奴伊始，地位显赫的外戚就成了大将军，并且这时候的大将军已经不是恩宠和殊荣，而是时而位居三公之上，时而与三公平齐的正式官职，方才所说的何进，就做到了汉帝国的大将军。
东汉的大将军，地位曾高于三公，并且长期由外戚担任
由于东汉政权在和帝以后势衰，因此才会出现梁冀这样被皇室忌惮的外戚。但梁冀这样的外戚之所以不能，甚至也不敢做出王莽一样的行为来，归根结底还要感谢士族的影响。不要忘了，王莽篡汉之后，支持刘秀的云台将领之中，儒学士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甚至功臣邓禹本身就是刘秀早年的同学，汉室得以中兴，确切来说是宗室、士族互为协同的结果，当然这里还有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姑且留个悬念。光武帝刘秀，对于士族是比较倾斜的，甚至刘秀第一位皇后郭圣通，就是宗室与士族联姻的结果。为了抑制显赫的外戚势力，士族是衰运以来的东汉皇帝必须利用的力量。
这里就存在一个内在的变数，那就是有些外戚本身就出自士族，比如邓骘、梁冀就属于这类人物，因此外戚和士族就如同彼此合流的水系，如果后党实力不保，退而在野是外戚最好的容身之处。为了与皇权博弈，外戚和士族也会成结合成为利益共同体。那么说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迷局，那就是一旦外戚能够脱身，并且回归到士族群体之中；抑或士族之人跻身于外戚之列，这种力量几乎是不必依赖于某一姓的君主就能存在。甚至还可以加诸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那就是士族不必忠于眼前的君主，只需忠于万世不移的民生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