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业有专攻自从春秋战国发明了大将的职务后，除了马背天子外天子六师一般都坐镇京师不宜轻出。
但通常来说，皇帝御驾亲征则能给军队带来巨大的士气鼓舞，自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还有什么，比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更配得上“王者之师”一词呢？
然而，在隋炀帝三度亲征高句丽的过程中，非但隋军没能因此得胜，反倒招致惨败损兵折将，成为诱发内乱的间接因素。
公元611年，不安分的高句丽王朝再次闹事，“藩礼破阙”。一般而言，面对这种分不清大小的番邦，每个宗主国都会将其痛揍一顿，让他们尝尝天朝上国的教化。
集结兵力用了小半年时间，然后，隋炀帝便询问朝臣对这次远征高句丽的看法，大臣庾质分析了即将进行的战争，称：这次隋军的胜算非常高，取胜想必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天子绝不可御驾亲征。隋炀帝一听，面色颇为不悦。他并没有听从庾质的建议，而是执意率军东征。
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庾质的担忧一一应验。
隋炀帝先是下达了“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这就等同于将军队的指挥权掐在了自己手里。随后，又向将士们放话，“高句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想要用相对平缓的方式解决高句丽矛盾。
之所以隋炀帝会一败涂地，就坏在这两道圣旨上。
一旦隋军即将攻陷城池，狡猾的高句丽人就高举白旗，诈降骗隋军撤退，随后，再卷土重来。前方的战场形势先要经过逐级汇报，上呈到隋炀帝面前，由他亲自定夺后再逐级传达，等到将士们执行军令时，高句丽人早已修好防御工事了。
类似的情况循环往复，以至于，隋军始终无法打下辽东城。最可笑的是，三十万大军打得只剩两千多人时，隋炀帝还没有思想觉悟，将一切罪责都推给武将。在隋炀帝发了一顿牢骚之后，便带着仅剩的士兵灰头土脸地回国了。
那么，御驾亲征不利，究竟是不是隋炀帝本人的能力问题呢？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公元644年，李世民御驾亲征，对手和隋炀帝一样，位于辽东的高句丽。战争之初战势不错，唐军距离平壤仅有一步之遥。只要打下面前的安市，即可直击平壤，结束这场战争。
据被俘的高句丽人称，“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安市人众志成城，打算用血肉捍卫自己的家园，进攻安市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不如将兵力调度到乌骨城，这里的将士平均年龄比较大，战斗力低，可以绕这条路线进攻平壤。
李世民觉得这番话有理，刚想调兵转攻乌骨城。
对此，长孙无忌便站出来反对了：“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可是大唐天子，坐拥万里河山，怎能像普通人一样做出趁人之危这种违背道义的事呢？
李世民是个比较爱面子的人，他觉得恃强凌弱的确不是什么君子之道，于是，便放弃绕道，强攻安市。
然而，安市守军士气极高，他们的家小都住在城里，所以，绝不会活着看到唐军入城。在安市守军的誓死抵抗中，唐军根本占不到半点便宜。
最终，在双方均付出了惨痛代价之后，李世民不得不撤军。
唐太宗为什么输掉了这场战役？就是因为他太顾及自己的脸面了。一个千古圣君，怎会去做那些阴险狡诈的勾当呢？这句话听来在理，但却并不适用于战场。
战场是什么地方？瞬息万变的修罗场！所谓“兵者诡道”，难道恃强凌弱、投机取巧的例子还少吗？借用一句外国学者的话：“王者应该具备狮子的残忍和狐狸的狡猾”。
当然，笔者不能否认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御驾亲征。不过，从这些失败的例子里我们便能挖掘出皇帝亲征的某些弊病。
对于王者来说，如果，还大包大揽事无巨细地承办一切，反倒将责任向下分摊，那么，手下干活的职工难免会像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畏首畏尾噤若寒蝉，缺乏主观能动性。
身为王者，亦不能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把自己放置在道德制高点上。王者绝非圣人，王权需要血腥与杀伐，在一些场合“道德洁癖”无疑是致命的。
可以说，如果看不透这两点，那么，皇帝御驾亲征就很难成功。
当然，战争是门艺术活，更是一门技术活，专业的活就尽量要专业的人去做。如果，自己不能打，又不是形势所迫，还是别勉强越俎代庖了。但遗憾的是，有相当多的皇帝对自己到底能不能打，其实，心里是没一点数的。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中国古代的战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