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代帝王降骑射看的非常重要，并将“国语骑射”作为八旗之根本。其太祖努尔哈赤以先祖遗甲13副，兵百余人开始进行统一女真各部，虽力量单薄，但其强悍英勇，精于骑射，每战身先士卒、舍生忘死，以英雄的气概和精湛的弓矢技艺率领军士创建“大金”，改元天命，成为清朝时代崇尚骑射武功的奠基人。今天的嘉德日历就来跟您聊一聊那些擅骑射的清代帝皇们。
努尔哈赤满族统领皇太极是一位“勇力铁伦，步射、骑射矢不虚发”的历史人物。《大清太祖实录》曾记载：“太宗所贻弓，壮士不能开，矢长四尺余。”多次统帅八旗军击败明军，深人明朝腹地，并于1636年改国号“大清”，建元崇德。在回顾满族和八旗军的发展历程中，皇太极说：“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不断强调：“我国家以骑射为业，若弓矢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呼!”还曾下令：“子弟辈壮者当令以角弓铁箭习射，幼者当以木弓柳箭习射。”同时以身作则，亲率臣下至演武场较射，还令诸旗下王公贝勒等“各率本旗护军较射”。皇太极曾对骑射不精的八旗官员阿阿巴泰进行怒斥：“若不亲率士卒骑射，教演精勤，孰肯专心嘻武事，平日即未娴熟，一旦遇敌，何以御之?”周皇太极主政时期正式定制“国语骑射”为世代遵守的国策和家法，为后人沿承。
顺治帝自幼精于骑射，弓法娴熟。在入主中原后明确规定：“凡八旗官兵，皆训以骑射”;顺治七年三月曾谕旨：“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致克捷，皆资骑射。今幸荷天麻，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民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缅嬉戏。”令大清旗人不论少长贵贱都要专心骑射;士人应试必须先考试骑射方能人围。因八旗是以满族为核心兼蒙古、索伦、锡伯等诸多民族，使骑射尚武之风以国家政令为背景在众多民族中广泛盛行。清帝借助“骑射实力”迅速消灭南明、大西、大顺政权，为全国的安定统一奠定了基础。
康熙帝继先祖骑射技艺，为人称道。其建立木兰围场，召集满蒙贵族一同射猎，达到不忘家法和满蒙连亲的目的。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射猎出众，“用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可胜记矣”。行围中遇高山峻岭，他人“不能走下滑时，皇上身躬步行或骑马上下如走平地”。在各处巡幸时常亲自阅视八旗官兵步射，“善射者记名”，以备升迁。康熙皇帝不断告诫八旗子弟，要维护以骑射为中心的武功国策，以保持八旗锐气和持久的战斗力。康熙时期，清政府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击败沙俄侵略，同时康熙帝三次亲征准噶尔，粉碎噶尔丹分裂祖国的阴谋，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康乾盛世。
雍正帝也多次告诫满族贵族和八旗官兵：“凡满洲，以骑射为本……(八旗官兵)须马上射箭放枪，诸令兵丁加意熟悉。”其在位13年中，因未去过木兰围场，使有些八旗“庸劣无知之官员”以此为口实进行责难，雍正对此颁发谕旨，再次强调加强武备：“皇考慎重武备，每岁巡行边塞。校猎讲武事，联年来未一举行。而庸劣无知之官员，及怠惰不堪之兵丁，颇有以联不往为是者。此皆愚贱之人，偷安自便，不知大体之论。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以日废弛。肤之不往，乃联不及皇考之处，联自知之……联则从朝至夕，尚恐经理未周，实无暇及于校猎。”此后武官和旗员在被引见时，都要试以骑射，根据水平决定是否录用。
乾隆皇帝自幼受康熙栽培，多次与康熙行围射猎，在驰骋围场，勇射猛兽中练就遇事不惊、临危不惧的品质。据《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到每年秋天，天气肃爽之时，便在畅春园门侧匀射。“发二十矢，中者十九，侍从诸臣无不悦服”。在行围打猎中“亲射野猪糜鹿，矢无虚发”。在其即位后始终不渝地维护骑射这一八旗国策。乾隆十四年五月在一次文职人员引见中发现他们“弓力软弱，发箭多不能及靶”，十分恼怒，认为这是“平日不事操练所致”。为此颁发谕旨道：“骑射为我朝根本，一切技艺尤赖熟悉”，要求侍卫大臣，八旗督统，护军统领等对八旗“嗣后勤加训练，务期精善”，并警告道：“倘仍前懈弛，未勤纯熟，除将该官治罪，该管大臣等并议处不贷。”乾隆皇帝深感王公贵族风气不正，更感到满族的骑射、服制和语言有丧失的可能，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温了《太宗实录》，强调满洲“国语骑射”的文化传统，要求王公大臣及大小官员“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并命将圣谕刻《训守冠服骑射碑》等碑，立于紫禁城箭亭、西苑紫光阁、侍卫教场和八旗教场，“以昭肤诏述推广之意”，使诸王贝勒和八旗官兵“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乾隆命满洲师傅教授皇子、皇孙“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常在行宫“坐校射，皇子、皇孙以次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