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为了击败女真人，蒙古人四处招揽盟友，契丹人就是他们的重要拉拢对象。契丹人一直将女真人视为仇寇，现在时机到来，立即就投入到了蒙古人的阵营当中。
1206年，成吉思汗一统蒙古，并开始四处征战。此后，蒙古铁骑先后灭掉了西辽、西夏、金等国。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即位后，改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灭掉南宋，建立盛极一时的蒙元帝国。
▲蒙元帝国疆域
在征战攻伐过程中，蒙古人精选各部族的精锐，组成“探马赤军”。这支部队通常充当攻城略地的奇兵，并在征服的土地上担当镇守重任，由于骁勇善战，契丹骑兵也被编入其中。所以，这群草原勇士也有了周游南国，并落地生根的机会。
据《元史》记载，忽必烈渡江攻取南部中国，契丹将领忙古代率部族勇士从征，并参与攻伐大理国、缅甸国等战事。
平定云南后，忙古代率部屯戍，被封为大理宣慰使都元帅，管军万户，成为镇守边关的一方诸侯。
元朝末期，忙古代的部族后裔经过多年屯戍，已逐渐与云南本地土著通婚融合。元朝灭亡时，袭任万户之职的已是忙古代的曾孙阿苏鲁。
入滇以来，这支契丹人一直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代朝廷行使管理职权。此时，失去了蒙元朝廷的庇护，这群势单力薄、孤军深入的契丹驻军也感受到各方的压力。
对他们来说，生存是眼前的第一要务，民族身份反而成为引起当地土著仇视的因素。于是，为了自保，他们冒称是当地蒲人的一支。
蒲人也称濮人，即今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蒲人将首领称为“莽”，所以这支契丹人为了表明自己的土著身份，也称自己是“本人”，并逐渐以“莽”为部族姓氏。
▲布朗族村寨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更好地稳固边疆，仍然任用原有的地方豪强管理民族事务。阿苏鲁及其部属主动归附新王朝，也成为当地的土目，为朝廷所肯定。
明洪武（朱元璋）年间，云南麓川地区发生叛乱，契丹人参与平叛有功，再次受到朝廷封赏。此后，阿苏鲁成为施甸长官司的首任长官，并被封为武略将军。
至此，阿苏鲁的族人已不需要再冒称蒲人以保护自己，所以又开始寻找自己作为契丹人的身份认同。
并且，他们还宣称“耻从夷姓，乐慕中华”，也就是说耻于再用云南蒲人的姓氏，所以向汉人学习，又把“莽”改成了“蒋”姓，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虽然是草原英雄的后代，但这群契丹后裔毕竟属于客居之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事急从权”，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在滚滚大势面前，他们也不过是无根浮萍，在遥远的异乡勉力繁衍。
相对而言，云南地区文明开化程度不如中原汉地，南迁而来的这支契丹人也保有一定的文化优越性。
所以，北方的契丹后裔最终融入汉人族群，而阿苏鲁的部族则长期保持着民族文化传统，未被云南土著所完全同化。
▲契丹骑兵
四、扎根南疆
迄今为止，云南的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分布在保山、大理、德宏一带。
在云南施甸的大乌邑村，保存着一座历经沧桑的蒋氏宗祠，也称“武略祠”。在祠堂门口，写着一副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
“耶律”即是契丹皇族的姓氏，莽、蒋则反映了这个族群来到云南后的历史变迁。从忙古代入滇，到阿苏鲁降明，这支契丹人先是以“阿”为姓，后冒用土著的“莽”姓，最终改为汉姓“蒋”，并一直沿用至今。
▲云南省施甸县蒋氏宗祠
长期以来，他们与当地的民族不断融合，所以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分别被归入到德昂、布朗、景颇、佤等民族中，而没有成为独立的族属。
但是这群契丹后代在一些方面还是保持了自身的民族特色。
▲施甸县在云南的位置
比如，他们仍然像北方的草原民族一样，将萨满教融入日常生活，并将契丹人信奉的青牛白马作为图腾。又比如，他们严格遵循契丹习俗，同姓不通婚，千百年来只与外族人订立婚约。
昔日的草原帝国早已落幕，雄霸大漠的契丹铁骑也已在苍茫历史中销声匿迹。这个古老民族的大部分后裔，都与百越、匈奴、鲜卑等民族一样，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唯有达斡尔族和云南的“本人”，还在吟唱着祖先留下的光辉诗篇。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失去故土的契丹族人重新找到新的家园，北方的草原勇士在北国和南疆都留下后裔，中华民族也因此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明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