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由于隋末唐初十余年的大混战，使得唐初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而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又把他主要的经历放在了统一战争上，社会经济就更加是雪上加霜。等到唐太宗李世民继位时，仍然是一穷二白、社会凋敝的景象。更加不幸的是又连年灾荒，粮食价格飞涨，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如何安定饱受战争之苦、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是摆在李世民面前的最大难题。这个难题关系到大唐的生死存亡，所以，李世民经过慎重思考、广泛调研，周密组织就开始了他的宏伟计划。
首先，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定下了“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八字方针。他与颉利订立“便桥之盟”，智退突厥之兵，他时常对朝臣说：“我不与颉利发生战争是因为即位的时日太短，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他还说“一与虏战，必有死伤，结怨于我，为患不细”。经过理政得失的讨论，又制定出了“去除奢侈。节约俭省，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用良臣”等政策。
其次，唐太宗重农恤民。他深知农业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因此要想使国家强大，必须恢复并发展农业，同时还能让农民休养生息，改善广大农民的经济状况。于是他下令禁止王公贵族过奢靡的生活，提倡勤俭节约；禁止大兴土木兴建楼堂馆所。他自己住的都还是隋朝时期建造的已经破烂不堪的宫殿，再加上他本人也患有“气疾”，不适宜居住潮湿的房子，王公大臣们都劝他再建一处宫殿，他却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而所费之过，岂为人父母之道？ ”唐太宗如此以身作则，令文武百官无不佩服。更有甚者，公元637年，洛阳发大水，老百姓的房屋被洪水给冲毁了，唐太宗下令拆掉一些宫殿，把木头分发给老百姓修葺房屋。可以说，正是由于唐太宗这些重农恤民的政策，使唐朝的国力迅速地增强，造就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第三，唐太宗实行“省事”、“息人”的政策。由于隋末唐初的连年征战，到了唐太宗时期人口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唐太宗为了增加人口，想出了“省事”、“息人”的办法，分两次释放宫女达数千贵族人，目的就是让她们出宫结婚，生男育女。同时，为了清除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下令限制王公的过分奢侈行为。”自王公以下，宅第、车服、婚嫁、丧葬，其标准与品秩不相符的，一律禁止“。公元624年，唐太宗又针对功勋及外戚”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还特地下了一道《皆厚葬诏》，由于唐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的”风俗简朴，财帛富饶，衣无锦绣，无饥寒之弊“。从上可以看出，经过唐太宗的努力，效果明显。
第四，认真落实均田制，奖励垦荒。隋末唐初，四处战乱，大量无主土地荒芜，唐高祖虽然颁布了均田令，但此后的时间内由于皇室内争权现象严重，均田令的贯彻情况并不乐观，效果也不好，直到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大力推行，不但打击违令占田的恶霸官僚，还派长孙顺德出任泽刺史，将非法占良田的张长贵、赵士达弹劾，并令二人归还农民的土地。公元628年，由于旱灾严重，关内饥荒不断，老百姓到了依靠卖儿卖女换取粮食的地步，为了赈灾和帮老百姓赎回儿女，唐太宗下令开发国库，动用库银分发给灾民。并下诏说遇到旱涝蝗灾，要大赦天下，诏书还说：”假如天下安定。五谷丰登，即使百姓所受的灾害转移支朕的身上来，也心甘情愿。“
第五，奖励适婚男女及时嫁娶，大力提倡鳏寡婚配。作为增加人口计划的重要一环，唐太宗于公元627年颁布了《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中这样规定：”法定的结婚年龄是男20岁，女15岁，应及时嫁娶；鳏夫寡妇守丧期忆过的，也要婚配。“为了保证男女及时嫁娶，诏书还责成乡里富有之家要对因贫困不能嫁娶的，用金钱来资助，还要把婚姻与户口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项工作。刺史、县令以下官员如果能使民众按时婚配，减少鳏夫寡妇，增加户口，考核等级就会提高。如果劝导不力，不能及时婚配嫁娶，户口减少，则考核等级就会降低。另外，唐太宗还特别以物质鼓励生育男丁，妇人在正月里生男孩的，奖励粟米一石。这样的政策对于提高地方官执行诏书中的规定的积极性当然作用明显，对于增加人口也是极有帮助的。
第六，兴修水利，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公元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置”义仓“防备粮荒，同时规定：”自王公以下，每亩征税二升；商贾无田者，户分九等，纳粟分别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义仓粮食，无灾则借贷农民作种子，有灾则可用于赈民。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专用于备荒，不可以随意挪用“。唐太宗还下令，义仓虽由官府掌管，但是却属于百姓备荒的储备，并非是向老百姓横征暴敛。
基于以上各种利民惠民的政策的实施，到了贞观七年，风调雨顺频致奉稔，关东普遍恢复和发展起来了，昔日的凋敝与破败面貌荡然无存了。从公元634年到642年，年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这都得益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至此贞观之治形成，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农业生产稳步健康的发展，”民衣食有余“的目标大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