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于宋朝评价并不像其他王朝那样极端化的各执一词，无论是路人还是各朝各代的各大史学大家对宋这个朝代的评价几乎是出人意料的一致，把那些上千字的文章、帖子总结到一起，其核心内容大多用一句“三冗二积”以及一个“怂”字就可以完全概括。
而其中最广为诟病的就是宋朝的“怂”，因宋和怂谐音，网上还有称呼大宋王朝为“大怂王朝”的说法。这个怂除了表现在宋朝的打仗和外交上，更体现在宋朝的朝廷中。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一般都是一个首都，当然包括中国的多数朝代和罗马在内的少数国家有因为国家跨度辽阔设立陪都的习惯，但正常都是一个首都一个陪都，但到了北宋，却破天荒的有了四个首都，若再算上南宋的四个则有整整八个首都，堪称世界之最。
为了北伐而立洛阳为陪都
北宋建立之初，一直都是中央政权核心的长安、洛阳两地早因战乱破坏而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很难再作为首都使用，但面对北方日渐强盛的游牧民族，宋太祖又不愿意放弃洛阳、长安面朝大河背靠群山的军事价值，可重建长安的工程量之巨又非当时的宋朝可以承受的，万般无奈之下宋太祖只能继续将首都定于离洛阳仅有200公里的汴州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以便随时奔赴前线御驾亲征（两人在位共40年，御驾亲征6次），因为其位置在四个首都中最靠东因此汴京又时称“东京”。
从地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无论是走水路还是旱路，只要成规模的军队、商队想要从南方进入抗击游牧民族的西北战线上，都无可避免经过洛阳，于是洛阳的交通便捷优势便逐渐开始展现出来。
且洛阳在对付北方威胁方面极其优越，进可掌握天时直捣大同（今北京），退有洛水、黄河、长安城作为防线保护，因此在赵匡胤的青睐之下，其旧日的繁华也在逐渐恢复，而长安则就因经济中心南迁彻底成了一个拱卫京城的军事要塞（慈禧太后就第一时间想到了逃西安），后世千年也都没能再恢复旧日光耀。
由于宋朝在首都的设立上仍实行隋唐的“两京制”，且赵匡胤也有迁都洛阳逐鹿中原的意思，等着那一天灭北汉后就迁都洛阳，再思考收复燕云地区。毕竟洛阳离北方前线更近，在面子上也比汴梁要气派许多，要知道赵匡胤做皇帝得位不正，虽然别人不说，但他自己心里还是有点自卑的，为此在赵匡胤的做皇帝的日子就是在不断给自己立功来满足自己，而“还都于洛阳”这种千秋大功显然可以让赵匡胤充满面子，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宋太祖赵匡胤
由此，北伐大业中至关重要的洛阳也就无可厚非的成了陪都。
可以说此时的宋朝立陪都于洛阳大多是为了图谋北上，从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在位期间的几乎就没停过的北伐和御驾亲征，就能看出其开疆拓土的决心并不小。
从宋真宗之后开始堕落
宋朝另外的两个陪都的设立则离不开宋真宗。
宋真宗这个人虽然有着一个猛人叔叔、一个猛男老爹，但是他自己却怂包一个，可以说是宋朝“怂”的开始。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签了澶渊之盟之后，宋真宗就开始逐渐在朝廷里站不稳脚了，澶渊之盟虽然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比如打开辽国市场、取得对辽国的货币战争的主动权、恢复农业等等，但其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最主要的就是使得宋朝皇帝的放弃了华夏统治者的称号，与辽国平辈。
有些人可能会说“面子不能当饭吃”，的确，宋真宗放下面子之后是赚了不少的钱，但是对于一个皇帝而言，若要全国数千万人听从指挥最重要的就是威望。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在全国子民心目中也就真坐实了“草包”的名字，毫无威望可言。以至于后来伪造出一个“天书封禅”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
澶渊之盟之后的第三年，宋真宗将归德军调往宋州（今河南商丘），称宋州是帝业肇基之地，所以应该升为南京应天府。虽说宋州在当时因为是宋朝的龙兴之地，但在地理上宋州并没有作为帝都的资格，否则赵匡胤也不会就将自己老家干干巴巴的放在那里，不过在地理和交通上，宋州水路有通济渠、旱路有管道直达徐州，离洛阳800公里，离长安1500公里，但到徐州仅仅只有不足200公里的路程，可以说从宋州出发，如果日夜不停，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徐州，那到徐州干嘛呢？
北宋四京
为了逃跑设立陪都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入侵也就是“靖康之耻”的那次，宋钦宗、宋徽宗人在汴京，然后他们就被抓走了。而月底赵构在宋州也就是应天府南京城南门外登基即皇帝位，并且在金兵入侵之后，金兵刚刚到汴京他就从徐州顺着运河逃到了徐州，大臣建议他迁都南京据长江天险划江而治，可他觉得不行，又马不停蹄的继续跑一直跑到杭州，可谓神速，这也就从侧面表明出了宋州的交通发达、“南狩”之迅速。
至于宋朝的北京大名府，这没啥好说的，也就是一场笑话。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吕夷简以宋真宗咸平三年以大名府为基地亲征契丹，而为纪念其功绩奏请建大名府为北京。而这个北京城并没有多少作用，既不能作为保卫汴梁的壁垒也不能带动周边经济，仅仅只有纪念意义，最终在南宋因为企图用黄河决堤的方式阻挡金军而被水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