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记载以来就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唐王朝却是让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朝代，不仅有丝绸之路、还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传奇佳话，最终形成了大唐盛世的昌盛局面，而在唐朝唐德宗李适处置天下的时候，因为其才能有限，大唐江山被他弄得四分五散，烂摊子都交给了他的儿子李纯接手处理，在建中三年成德招讨使王武俊诛杀李惟岳，节度使后，成德曾一度归服朝廷，后来因德宗李适处置不当，导致王武俊与魏博、平卢、幽州联合，形成了四王并立的局面。兴元元年德宗李适大赦天下后，王武俊又重新归降朝廷，并在巨鹿打败幽州刺史朱滔，受到了李适的嘉奖。
贞元十七年王武俊去世，李适任命其子王士真为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此后对朝廷颇为恭敬，因此李纯即位后加封王士真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四年三月王士真去世后，其子王承宗上表要求袭任成德节度使。长期以来河朔三镇在节度使职位上，一直实行父子兄弟世袭制，朝廷的任命完全流于形式。当年德宗李适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兴兵征讨河朔藩镇，但最终也被迫以承认这种世袭制而告终。所以李纯接到王承宗的表文后，没有立即批复，而是让朝臣们进行讨论。当时朝臣们意见不统一，有的人主张贯彻以法度制裁藩镇的策略。而以宰相裴垍为代表的部分朝臣则认为，德宗李适在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后，允许其子李师古袭任节度使之职。
元和元年李师古去世，皇帝李纯又批准其异母弟李师道为节度使，而现在却不允许王承宗袭任父位这样会失信于天下，更会让藩镇找到借口生事。由于意见不统一，李纯没有贸然作出决策，他转而向翰林学士们征求意见。当时翰林学士之一的李绛为此四次上疏，不仅坚决反对对成德镇采取强硬态度，而且更反对在目前局势下对成德镇用兵。李绛认为，朝廷目前征讨成德的时机尚不成熟，一是成德镇割据多年，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二是王承宗实际已经掌握成德的军政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固执地改任他人，即使上任也很难取得成功。三是一旦现在用兵，会加重刚刚恢复些元气的帝国的负担。李绛的上疏让李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其时，李纯并不想再次向王承宗妥协，因为当时魏博镇节度使田季安、幽州节度使刘济都身染重病，都面临着朝廷要承认其后代承袭父位的局面。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那每个藩镇岂不成了和大唐平起平坐的国家？李绛看出了李纯心里极不平衡的状态，他更看出了李纯由于平定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叛乱的成功，而轻视了征讨河朔藩镇的困难程度。为此，李绛专门为李纯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李绛指出:西川、夏绥、镇海三镇从地理位置来看都是孤立的，周围处于忠于大唐的州县包围之中，而且发动叛乱的人其根基在当地并不牢固。但河朔藩镇则不同，他们在当地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其辖地的人甚至只知道有节度使而不知有皇帝，几十年来其内部十分统一，将士与节度使关系深厚。虽然藩镇之间存在矛盾，但在针对朝廷的事务上，河朔藩镇从来都是一致对外，朝廷如果轻易用兵，河朔藩镇一定会联合起来对抗朝廷。
此外，李绛还指出，大唐的边境并不太平，吐蕃、回纥全都虎视眈眈，如果贸然征讨河朔藩镇，它们恐怕会趁机侵扰边境。李绛对朝廷与藩镇情况的分析，指出了不可马上对河朔用兵的原因，逐渐让李纯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虽然他对征讨河朔藩镇还处在犹豫之中，但李纯和他的祖父不同，是绝不肯轻易承认王承宗世袭节度使之位的。李纯坚持认为，即使王承宗的节度使之位不经过朝廷任命，朝廷也必须要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让王承宗对朝廷的权威表示尊重并作出让步。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李纯暂时放弃了征讨成德。他提出，王承宗必须向李师道那样承诺向朝廷缴纳两税，同时将德州棣州归还给朝廷。八月九日，李纯派京兆尹裴武前往成德镇治所真定宣慰。
裴武到达真定后，王承宗给予了热情款待。裴武向王承宗宣读了皇帝陛下的诏书，王承宗随后上表检讨自己擅自接任成德节度使的过失，并表示愿意归还德、棣二州给朝廷。李纯得到王承宗的上表后大喜过望，于九月二十七日发布诏令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兼恒、冀、深、赵观察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期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从结果来看，这本来是双方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很多事情往往越到最终将要尘埃落定时，越会节外生枝。当李纯的诏书已经拟定，但尚未发至德州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得到了消息。
在他看来，如果成德镇和朝廷关系好起来，那么魏博镇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于是，他立即派使者前往真定，开始了一番挑拨离间。田季安让使者告诉王承宗，薛昌期暗中与朝廷勾结，因此朝廷才让薛昌期担任信保军节度使。王承宗听完后大怒，在没有认真思考的情况下，立即派出数百名亲兵火速前往德州，将薛昌期拘捕，押回真定，关进大牢。王承宗态度的突然转变让李纯极为震怒。他认为，王承宗这样做是早有预谋，明显是根本不想归还德、棣二州，而且薛昌期已经被朝廷任命，算是朝廷命官，王承宗擅自拘捕朝廷命官，性质极为严重，这是对朝廷和皇帝的公然藐视，这也给李纯一种相当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