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的亡国理论建立在民心学说和五德运行学说之上，为魏晋南北朝的亡国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的亡国思潮充斥于各个皇朝更代之际，主要表现为社会普遍认为当朝即将灭亡，不可避免。亡国思潮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与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君主屠杀臣子的事件明显增多；野心家们也积极组织改朝换代的活动；官员为躲避君主的猜忌之祸被迫采取了一些非正常行为。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生活先秦两汉亡国理论的发展
夏商两朝灭亡之后，周朝的创建者已开始从理论上认真研讨其亡国的根源，形成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朝统治提出敬德保民的政治理念。西周这一整套注重人事的立国理论，实际上也是殷商的亡国理论。这种理论虽然还存在神性的成分，但对民意的作用已有了充分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不仅提出了各自的治国理论，而且也对以往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的解释。这是因为亡国现象已相当频繁，在世人眼中，亡国已成为必然，即如《吕氏春秋·安死》中所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在亡国论方面，儒家的成就最大，他们把实行仁政与暴政当作兴国或亡国的根本。不过，儒家同时也提出了具有神秘思想的兴亡征兆理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法家也不甘落后，其集大成者韩非专门撰写《亡征》篇，以论亡国之兆。当然，韩非的目的，是为君主灭亡他国、统一天下做理论准备，希望君主一旦发现他国具有亡国征兆，就立刻像风摧朽木、雨打隙墙一样，攻击这些国家，如此一来，“其兼天下不难矣”。因此，韩非的亡国理论，只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现象而言，而非改朝换代的理论，无法与儒家亡国理论相提并论。
秦朝灭亡六国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形象，与秦始皇死亡后其强大帝国迅速灭亡的悲剧，让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深刻感受到人民力量的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研讨秦亡原因的热潮，从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儒家化的亡国理论。他们得出了秦亡之根在于仁义不施的观点。这种观点突出体现在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陆贾等人形成的以人事为主的皇朝兴亡理论之中。史载陆贾与刘邦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秦朝灭亡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赏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可见当时汉初君臣，都信服秦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不行仁义和不法先圣。当然，在《新语》中，陆贾还强调了用人的重要性：“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陆贾只是细化了国家灭亡的具体原因。这并非与秦不法先圣、仁义不施的灭亡原因相悖。因为信谗佞之计的本质在于不法先圣和不施仁义。
贾谊
其后，汉文帝时代的贾谊，撰写了著名的《过秦论》，对秦的灭亡也进行了理论化的总结。他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亡国具有必然性，亡国的根因在于仁义不施。
董仲舒也总结了历史上的亡国原因。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
五德示意图
为什么会产生“无道”现象呢？显然，这还需要更深刻的理论解释方可。由此神秘的五德学说便有了市场。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邹衍所建立的一套朝代循环理论。这种理论把五行说与政权更代结合起来。五行的记载，始于《尚书·洪范》。其文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有相生相克两种演化进程。
夏商周与秦汉帝国的建立，依靠的都是革命的手段。因此，相克说当然成了符合历史演进规律的学说。在王莽篡汉之时，相生说又大行其道。因为相生说是和平禅代的最佳理论工具。而“王莽是舜后，汉高祖应是尧后，王莽受汉之禅，正像舜受尧禅一样”。舜是黄帝的后裔，黄帝是土德，而尧是火德。从五德相生说，火生土。故王莽当然是土德，汉就是火德了。这是对汉以土克水为土德之后又为王莽所改之德。
王莽篡汉
因此，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亡国理论，也就是易姓革命思想和理论的“定型时期”，“其后的易姓革命只是或直接引用该理论或稍加以修订援用之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亡国思潮，正是在两汉亡国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