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废晋恭帝南朝的亡国思潮
刘宋代晋是在桓玄代晋失败后的再一次代晋的政治活动，当然，这次更代皇朝的政治活动取得了彻底的成功。不过，历史重复着相似的进程。刘宋末年，社会上下对宋之灭亡，已是心知肚明。这是因为，刘宋皇族也犯了和司马氏一样的错误：皇族自相残杀。皇族自相残杀的结果，是皇族中再没有杰出人物出现，而掌握国家军政大权者必然是异姓人物。与此同时，在皇帝大权傍落之时，社会下层人民的社会负担加重，人心思乱，人心思变。这就为亡国思潮的兴盛奠定了社会基础。
刘宋末年，亡国论开始抬头。《南齐书·刘善明传》载其劝说萧道成称帝之语：“宋氏将亡，愚智所辨。故胡虏若动，反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贻猖蹶。”
南齐地图
宋齐更代，也存在五德转运的评价。《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载《史臣曰》：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可知《南齐书》的著者认为圣人得到天下，具有社会发展必然。同时《南齐书》的著者又指出：宋氏屈起匹夫，兵由义立；咸皆一世推雄，卒开鼎祚。
不过，如果宋氏后代继承者不再具有“义”的行为，上天也不会令其皇朝继续存在下去。因此，萧齐的建立，在于刘宋已失去了天的支持，亡国已成定势。梁朝完全由齐之政府各级官员推翻齐朝而建，并未动摇社会各阶层结构。士风依然承袭西晋，充斥着亡国的征兆。
梁朝生活《梁书·何敬容传》载何敬容之言说：“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梁武帝后期，侯景攻打建康，史载：城陷，（萧）确排闼入，启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犹可一战不？”对曰：“不可。臣向者亲格战，势不能禁，自缒下城，仅得至此。”高祖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似是一种无奈的自解，却也说明亡国论对萧衍影响甚大。史称梁末改朝换代的趋势已经形成：“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由此可知，梁末的亡国思潮，已引起了无数豪强建立新皇朝的雄心。
古时的农民起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的建立者，虽然都明白武装力量在夺取皇权时最为重要，但是，任何新兴皇朝建立之际，都还要比葫芦画瓢，采取前朝的禅代模式，以示应天承运。而且，这一时期的改朝换代，都是前朝的军功大臣所为，因此，革命性的五德相胜说是不能再用了，而和平性的五德相生说却大行其道。
但是，五德终始说毕竟过于神秘，而且在国家命运完全归于上天的旨意，与现实中的政治关系过于疏远，因此，人事决定兴亡则成了社会上下最为信服的因果关系理论。
十六国与北朝的亡国思潮
十六国和北朝政权多由胡人建立，胡人在汉人居住的土地建立他们自己的部落政权，首先便面临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西晋的亡国思潮对胡人的影响甚大。如匈奴人刘宣曾对刘渊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刘宣所说“天厌晋德”，可能他自己也不会全信，但是，司马氏父子兄弟互相杀戮，却是实情，可看作晋朝的亡国征兆。
因此，刘渊一旦听说汉人政权发生劣变，他们民族心底的反抗思想便开始膨涨起来。问题在于，胡人从前的政权，建立在汉人政权的周边地区，并未在汉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过。而到了西晋末年，他们居然要在汉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
西晋时的外部环境
这对于人数不多的胡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需要他们认真对待。但是，胡人在面对这一挑战之时，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理论上如何论证汉人政权要转入到胡人政权之手，并不是胡人上层社会能够深刻认知的。胡人只知道天厌晋德，却说不出天厌晋德之后为什么应该让他们接手建立政权。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国家的合法问题成为各个国家首要的问题。尽管武力可以解决各民族反抗的问题，但却不能解决各民族的心理问题。石勒建立赵，虽然国名以汉人之赵名之，但是，其政权却无法证明其合法性。刘琨希望石勒能够顺从自己，给其写信拉拢之。石勒回信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石勒虽然反感刘琨，但是，却“遗琨名马珍宝，厚宾其使，谢归以绝之”。
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中的匈奴和羯人，对于他们在中原建立的国家，一方面缺少政治经验可以借鉴，另一方面则又对所建国家前途缺乏自信。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五胡在政治运作中就出同了两个极端的行为：一方面为了有效管理国家，必须向汉人学习；包括任用汉人，采取汉人的制度；另一方面，则又对汉人进行严格的控制，从政治地位上提高其本民族的身份，使本民族人民成为具有特权的阶层。殊不知，特权越多，腐朽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