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410年到1424年，明成祖朱棣曾经五次亲征蒙古，不少史学家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认为朱棣的功劳远在汉高祖之上。
甚至还有更夸张的说法：“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认为他的功绩甚至超过了汉武帝和唐太宗。
即使在当下，不少学者也异口同声地肯定它“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割据势力”，“在朱元璋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管理”。那么朱棣的功绩确实如此吗？确实如杨荣所说的那样，为后代留下了“万世不拔之功业”吗？
可能，面对如此多的带有“权威性”的赞誉之辞，很多人早已不假思索地点头称赞。但是，四木以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了解历史，认清真相，就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得依据史实，作出自己的判断，笃定自己内心的答案。
第一次北征
永乐八年（1410年）2月，朱棣率50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据《明太宗实录》记载：五月乙卯，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遁去。六月甲辰，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丁未，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数十人。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
这与郑晓的《今言》和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前集》所记载的内容相差无几，笼统地称“虏势披靡”、“虏众溃散”。明人记载征战，对于战功一向是详而复详。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但是，反观这些记录，均于战果过于笼统、语焉不详。
按道理说，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本身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所以谈迁才说：
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
第二次北征
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率50万大军开始了第二次亲征。据《明太宗实录》记载：上遥见之（明军作战不利，马聚被创，都指挥战死），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个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
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前集》也有与《明太宗实录》同样的记载，但是多了“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的描述。
也就是说，虽然明军是以“五十万众” 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但是，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用谈迁的话来说，就是明军“几危而复攻，故急还”。
第三次北征
永乐二十年（1422年）3月21日，朱棣开始了第三次亲征。《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
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前集》中说“是举（朱棣没有找到原来的对手阿鲁台，反而背信弃义地攻击了毫无防备的兀良哈三卫）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这里面的讽刺意味十足。
第四次北征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7月23日，朱棣率30万大军又一次踏上了漫无目标的征途。阿鲁台仍然是疾走远遁。朱棣的亲征再一次徒劳无益，直到这一年的十月仍留驻在万全右卫，并未跨出长城关隘，结果到十月底不得不下诏班师。此时的朱棣已经对战争充满了厌倦（兵岂堪数动，朕固厌之）。
第五次北征
相距不到半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4月3日，朱棣第五次北征，六月中旬抵达答兰纳木儿河，明军在方圆数百里的山谷荒原上搜寻，始终没有发现阿鲁台的一丝踪迹，朱棣决定停止北征，结果7月8日，朱棣病死于榆木川，带着北征不果的遗憾，溘然长逝。
更糟糕的事
其实，五次北征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还不算最糟糕。更糟糕的是，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结果造成了“国库空虚”、“财力大窘”。
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
在第三次北征之前，朱棣让户部尚书夏元吉、吏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人商议出师事宜，他们都认为国库空虚，“北征饷绌”，“皆言兵不当出”。于是，在第三次北征，搜寻阿鲁台时，粮饷供应已相当困难，而偷袭兀良哈之后，军中粮草告罄，不得不从开平挽运接济。
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赔偿才勉强渡过难关”。
因此，总体上看，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并没有解决蒙古问题，反而使得明廷“财力大窘”。
如同黄仁宇的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负担增加，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也如《剑桥中国史》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