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西安郊区北沈家桥村意外出土了一枚虎符，通过虎符上镌刻铭文的字体和内容“杜地（秦国杜县）”初步判断，这是一枚战国时期秦国调兵所用的虎符，因而也被称作“杜虎符”。
早在杜虎符被发现之前，我国就已经出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但杜虎符的现世却引发了巨大争议。首先是它的内容：
“兵甲之符，右才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会符，行殴。”
单从字面意思来看，这段话很容易理解，虎符分两半，一半在君主手里，一半在杜县将军手中，用兵超过50人必须勘验虎符。但如果遇到烽火示警，不必合验兵符即可立即行动”。
但问题在于这段铭文与已知的虎符存在较大差异，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都称“甲兵”，唯独杜虎符称“兵甲”，形制和读法顺序上，古代虎符为卧虎，铭文文字方向与虎符背脊线平行，由右向左读。但杜虎符却恰恰相反，铭文与虎背脊线呈90度，由左向右读。
鉴于此前曾发生过民国时北京琉璃厂伪造的“杜阳虎符”被认定为秦虎符的乌龙事件，著名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先生提出，战国时称“君”者无权调兵，杜虎符用词错误，且形制与既有虎符差异较大，应该也是民国时北京琉璃厂的伪造之作。
罗先生的鉴定结果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然而，随着秦代竹简资料的陆续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已经被判定为伪作的杜虎符。
据出土的秦国史料印证，秦人对“甲兵”和“兵甲”二词时常颠倒使用，而秦惠文王在公元前324年称王之前，自称为君而非公，这也是秦国唯一一位称“君”的国君（秦国开国时爵位为公，历代君主皆称秦公）。由此，杜虎符铭文用词之谜被破译。
可见，战国时代的“君”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信陵君”、“长安君”等封君，另一层含义则可与“王”互通。
这表明，杜虎符应当是秦惠文王称君时制作而成。这一冷门的“君”字用法恰恰佐证了杜虎符绝非近代伪造，推翻了民国造假说。
按照年代排序，杜虎符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不仅让我们见证了秦国调兵的严谨，而且也证实了至少在公元前324年之前，秦国就已经建立了烽燧制度，而且烽燧的调兵权限甚至高于虎符，烽燧与虎符形成了秦国完备的用兵制度。说起烽燧，就不得不提到三国著名人物：关羽。
关羽失荆州被视为蜀汉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在论及关羽败亡的原因时，多归结为“大意”。事实上，关羽在荆州城防问题上相当谨慎。
面对北有曹操虎视眈眈，东有孙权觊觎荆州的不利格局，关羽采取的策略是北攻曹操，东防孙权。为此，关羽首先在沿江修筑大量屯候（烽燧），一旦发现敌情，举火放烟示警，如此荆州守军可闻警而动。
其次是加固江陵、公安二城为内外套城，这样即使是东吴大军兵临城下，凭借坚城防守，关羽仍可在数日内从樊城前线回援。
但没想到的是，东吴吕蒙将精兵藏于船中，扮作商贾渡江，轻松突破了关羽所设的第一道防线—烽火台。不过，曹操在与孙权联合夹击关羽时，却多了个心眼，“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将东吴偷袭荆州的计划泄露给了关羽，并且严令在关羽退兵时不得追杀，以确保关羽军仍有一定实力与吴军作战，曹军可坐收渔翁之利。
事实上，关羽在收到荆州被袭的消息后，最佳的选择是迅速从樊城前线撤回，如此可保荆州不失。然而，关羽此时却陷入了“犹豫不能去”的抉择中。
关羽之所以会犹豫，是笃定东吴大军不可能马上攻克江陵、公安二城，而樊城被破却在旦夕之间，退兵意味着前功尽弃。
吕蒙也深知江陵、公安城防坚固，强攻只会等来关羽的援军。所以，吴军采取劝降法，首先劝降了与关羽有嫌隙的公安守将傅士仁，傅士仁又前往江陵劝降了南郡太守糜芳。
这两个关键人物的投降，完全出乎关羽的预料，这也导致了荆州全境的迅速丢失。
上文已述，杜虎符的出土印证了秦国很早就建立了完备的调兵制度，君主对军队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汉承秦制，这一制度也被两汉所延续。
史载：“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贼起，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这段记载也证明，在东汉后期，虎符依然是调兵作战的凭证。
关羽作为荆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对江陵、公安守军自然有着绝对的控制权。那为何身为南郡太守的糜芳不需要虎符就可以直接向驻军下达开城投降的指令呢？
这还得从东汉以来的军制漏洞说起。秦以降，郡县掌兵者分别是都尉和丞尉，没有勘验虎符，他们不会听从太守指令（西汉淮南王刘安曾想发王国兵反，结果因得不到中尉支持而失败）。但建武六年，东汉取消了地方上的专职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