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对书籍禁止的重点，在天文图谶、术数和卜相方面。图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 这类书籍主要是宣扬迷信的预言、预兆。朝代更迭之时，正是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诸说盛行之秋，所谓帝王受命，必有祥瑞吉兆出现，这些祥瑞吉兆，大多是人为伪造或附会，投机者一旦成功，可一步登天。西汉末期，王莽正是利用图谶之说篡位代汉的。所以自隋代开始，历代都有禁令禁止此类书籍流传。
宋代太祖、太宗帝位得来的渠道都不是那么名正言顺，于是在立国之初，为了防止他人借助天文图谶、邪教妖言之书来妖言惑众，制造混乱，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便下令对此类书籍严加禁止，并采取措施严格监控和强力打击。
另外，为了更有效地削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力量，宋政府对兵书的禁止也相当严格，除限制民间及军人私藏私习外，更不允许外国使节求购，把兵书的禁限与私藏天文图谶之书提到同等限制的高度。
从开国伊始，太祖与历朝帝王便不断颁布禁令，严禁私人收藏、研习和传播，成书于太祖时的《宋刑统》直接引用了后周时的相关条文：
“禁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耀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
开宝五年(972)九月，又颁布了同类诏令：“禁元象器物、天文、图谶、七耀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
宋太宗乃是兄终弟及，违背了封建宗法制度，且其即位还有“斧声烛影”之谜。在人心不服，众口纷议之际，为防术士们乘机兴风作浪，太宗即位，对术士及所习之书采取严厉打击与禁毁政策，开宝九年(976)十一月庚午，太宗诏：
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数术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传播者刺配充军，藏匿者杀头弃市。
诏书接二连三发布，可见统治者对这类书籍出版传播的禁止是非常严厉的。
《宋史》中亦有记载：
“辛丑，诏：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
景德三年(1006)，四月己亥，又重申同类禁令。不仅列出了天文图谶之书，还明确了兵书也在禁止之列，对违反者还是处以极刑，并对告获者加以奖赏。
通过这些诏令，我们可以看出仁宗曾令司天监及学士院来详定禁书的具体内容，以方便人们来分辨，并作出如是总结：“请除孙吴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另外，据《玉海》卷五二记载：当时专门为此编撰了一部禁书目录，分十四门，成书一卷，遗憾的是今天已经看不到这部禁书目录了。
虽然如此，但是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来窥探一二，据记载神宗熙宁八年(1075)四月庚辰：
伏详编敕谶书之禁，虽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罥罣，无由发觉。所以法令徒设，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传说，不以为怪，乞下诸路晓告收传图谶文书者，立烧毁或首纳入官，官为焚弃。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以往所设法律诏令只是“徒设”而已，“人不知畏”，照旧被士庶之家收藏传说，因此邓绾建议扩宽搜查范围，并加大惩罚打击力度。
此后各朝，一依国初祖宗制定的条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禁令逐渐松弛，如徽宗在大观元年(1107)七月，曾说“天文等书，悉已有禁，奉法弛慢”，因此，私藏盗习尚有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徽宗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祈求解脱苦难，寻求精神慰藉，不少人学习并加入各种秘密宗教，一时秘密宗教组织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这些宗教团体都大量刻印本教相关书籍，广泛宣传其教义。这些民间秘密宗教，在当时被视为妖教，统治阶级对传播者施行了严厉打击。
据《宋史》载：
“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犹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
可知，传习妖教也被列入法律加以禁止，查禁很是严厉。
在当时，河北州县传习妖教者不在少数，且“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可见问题相当严重，所以朝廷才下此严令，对所传妖教经文，“守令类聚，缴尚书省”，若有印版或者石刻，则一并追回，当官弃毁。至于南方各路，秘密宗教同样普遍存在，其中尤以福建、浙江为最甚。
当时最为盛行的也是影响最大的秘密宗教是明教。明教徒重视文字图画的宣传，杜撰并刊刻不少经文及绘画佛像，借以制造舆论，迷惑百姓，所以朝廷严令收缴此类经书图像，一律追回并公开毁弃现有印版和石刻。明教经文一经发现，即行取缔，并限时缴纳焚烧，严惩为首者。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曾提及当时福建“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