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意义上说，北宋并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它的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在它的西北边，有党项族(羌族的一种)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高昌、龟兹、于绥等政权。
一、契丹(辽)
宋、辽战争和UU渊之盟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领兵灭北汉后，乘胜进军幽州(辽的南京，今北京宣武区)。北宋军队起初一路势如破竹，辽各州县长官纷纷投降。但宋军因连续作战疲乏，最后攻打幽州城时，十五日不能下，辽名将耶律休哥带领骑兵来援，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大败宋军，宋太宗负伤乘驴车仓皇逃归，军器物资损失不可胜计。
高梁河之战以后，辽兵又时常南下骚扰。辽景宗乾亨二年(980年，北宋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辽兵10万攻打雁门(在山西代县西北)，被镇守代州(山西代县)的宋朝名将杨业打败。杨业本是北汉的大将，北汉亡后归宋。辽方从这次战役后，惧怕杨业，看到他的旗帜就迅速退兵。时人称他为 “杨无敌”。当年十月，辽兵进围瓦桥关(在河北雄县境)，北宋出兵抵御，
耶律休哥率精骑渡水而战，宋军大败，辽兵一直追至莫州(河北任丘)。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宋太宗再度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曹彬为统帅，出瓦桥关，进军幽州；中路军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在河北涞源北)，攻打蔚州(河北蔚县)；西路军以潘美为统帅，杨业为副，出雁门，进取云中(山西大同)。初时，中西两路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地方，但东路军再度攻抵涿州时，遇契丹主力，因军困粮缺，仓皇撤退。退到岐沟关(在涿州西南四十里)时，被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领的骑兵打得大败。宋太宗急令中西两路军缩短战线，退回原防，并命潘美、杨业护送云、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州东马邑镇)、朔(山西朔州)四州人民内迁。杨业主动断后，临行前，与潘美等约定，设伏兵于陈家谷口，待杨业转战至此，双方夹击辽军。可是当杨业来到陈家谷口时，潘美等人早已率领军队离开。杨业孤军奋战，部下伤亡惨重，长子延玉战死，他自己虽身受数十处创伤，仍然英勇搏斗，最后中流矢，堕马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以后，杨业的第六子延昭和孙文广也久镇边陲，是北宋抗辽、西夏的名将。杨业一门。的事迹，从南宋以后，被编演成“杨家将”的评话和戏曲，在广大人民中间广为传诵。
高梁河与岐沟关两役失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失地的计划，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为了防止契丹骑兵的南下，自太宗朝末年起，北宋政府先后发动军民从河北保州(保定)以东到海滨，增修许多塘泊，广开水田；保州以西到太行山，增种大批榆林、柳林，构成一条防线，配备军队巡守。可是，辽朝骑兵仍不时南下骚扰，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20万军队大举南下，遭到沿途北宋军民的抵抗，只攻下少数城池，但因为北宋政府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城孤军作战，于是契丹乘虚深入，一直打到黄河北岸亳州亳州(又名澶渊，在河南濮阳西南)附近。消息传到开封，朝廷惊慌失措，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力劝宋真宗亲征。当宋真宗和寇准一行同往澶州途中时，契丹大将萧挞览在前线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射死，契丹士气大挫，加上孤军深入，开始有议和之意。
宋真宗抵达澶州后，虽鼓舞了宋朝军队的士气，但他急于议和，于是与辽朝签订了屈辱的UU渊之盟”。和约规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
辽、宋和平交往 蒙蒙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进入了一个很长的相对稳定时期，促进了两国经济和政治上的和平往来。
辽、宋之间的民间贸易，从北宋初年开始，就在边界地区断断续续地进行。澶渊之盟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了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保定西北)等四处榷场，其中以雄州榷场最为重要。双方交换的主要商品，宋方有香药、犀角、象牙、苏木、茶叶、缯帛、漆器、粳糯、瓷器、麻布和儒家典籍等，辽方有羊、马、骆驼、银子等。但宋方严禁硫磺、焰硝、水银、丹漆、盐、米、铜钱等与武器生产和国计
民生有关物资出口，也不允许一般书籍进入辽境，以防止泄漏国防和朝政机密。辽方则禁止皮裘、粮食出口，有时也限制马匹输出。尽管如此，榷场里仍有违禁品在销售。
从商品的内容来看，宋方输出的多半是加工制造品；辽方输出的则以原料产品为主。这是双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贸易中的反映。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每年从辽方征收到的专卖税约有50万贯，获利甚大。榷场贸易是在官方的重重束缚和限制下建立起来的，难以满足双方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在榷场内部或沿边各地都出现了民间的走私贸易。
在政治上，双方使节往来不断，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生辰与丧事，都派使者前往庆贺、告哀或吊唁。宋哲宗时，一位出使辽朝的官员回国后向朝廷报告说：“(辽与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反映了宋、辽两国之间的和平景象。
辽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辽朝，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受到中原地区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无论是畜牧业或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一定发展。
畜牧业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产业，以放牧马、羊为主，此外还有驼、牛等。因为作战、射猎、交通都离不开马，所以契丹人把马的多少作为国家和家庭财富的代表。一个马群，动以千数，而放牧者不过二三人而已。辽朝专门设立了管理国家马群的群牧官，在辽道宗在位时(1055～1100年)，“牧马蕃息，多至百万”。即使到辽朝末年，“马犹有数万群”。羊的数量也极大，“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
农业生产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幽云地区和渤海地区，是辽朝农业的基地，那里以种植稻、麦为主。契丹旧地则多种粱、黍、穄等杂粮，还从回纥传人了西瓜种植技术，并进一步传入到汉人地区。辽统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垦荒，甚至在草原上开出了农田，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尤其是燕地，农产品极为富饶，历经多次战乱，到金朝初年，仍然“未尝残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