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老百姓不支持岳飞抗金北伐吗?非也!

2020-09-16 01:05:11 作者: 南宋老百姓不

北方移民构成了南宋军队的主体。

宋室南渡以后,其主要将领几乎全是北方人,如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等,另外朝廷赖以支持抗金的内外大军的主力也来自于北方人民。绍兴七年,金废刘豫政权,赵鼎乘机派人往河南进行招抚,原伪齐统治区的军民大批逃往南宋。另据绍兴八年二月刘锜奏称:“淮北归正者不绝,度今岁可得四五万众”。高宗因此欣喜异常,他说:“朕常虑江、池数百里备御空虚,今得此军可无患矣。”归正人之所以受到南宋军队的青睐, 一方面是因为“怯弱南兵,不足为用”(《历代名臣奏议》 卷三百二十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归正人的能征善战,必须依靠由北人组成的军队。

绍兴三年,吕祉奏言治军之法,说道:方今诸将类多忠勇绝世,敢当大敌,则将不乏矣。累年巨宼如张用、曹成、李宏、马友下皆河北百岁忠义之民,勇悍敢战之士,今则尽归诸将是兵亦不少矣。

对于流落在金占沦陷区的北宋遗民,由于金国文化落后,统治粗暴,有不仁之恶,剥削搜刮之烈,比起北宋时更甚,人们自然怀念起故国,不想做亡国奴。于是岳飞每次北伐,金国境内都有多达数十万的宋遗民所组成的义军响应王师,结连河朔,金国的统治岌岌可危。

以上事实说明,南宋抗金主力部队的组成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北人南渡,没有生计,流离失所,而且他们大多与金人有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他们被编入军队,作战意愿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之所以勇悍敢战,是由人心向背所致,他们为收复故土而战,打的是正义战争,所以说南宋民众害怕打仗死人而反对战争的说辞纯粹是胡扯。二、军队烧钱使老百姓反对北伐?非也!

因为军队烧钱不堪重负而停止战争的事例是有,不过放到南宋只不过是投降派的托词而已。

以明朝为例: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仅为南宋财政收入的55%。

但这并没有妨碍明朝开疆拓土的决心!明太祖八次北伐, 朱棣五次北征。夺回了辽东等大片国土,把蒙古打残。这是在国家经济远不如南宋的情况下取得的,然而明朝并没有因为战争烧钱而停止统一的脚步,这就是差距!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狗熊!

其实通过南宋初年的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 南宋方面的形势日渐好转,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南宋的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

在南宋初创期,江南地区兵荒马乱,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如何尽快稳定江南地区财政税收,以支持庞大的作战军费和庞大的行政管理费用,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南宋的三代宰相李纲、吕颐浩、赵鼎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在他们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南宋用五年时间就迅速扭转了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使江南的经济建设步入正轨,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第八任宰相赵鼎,他在经济上明智地继承了前两任宰相的经济政策,为南宋的经济能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要知道,北宋的经济体系陷于混乱就是来源于“折腾”,你方唱罢我登场,你的政策我一定废除,使得北宋在折腾中走进了坟墓。赵鼎维持前任经济政策之余,巧妙地将自己的经济建设思路融合进去,这就使得南宋经济不但稳定发展,还能继续扩大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最高时也高达一亿贯。而南宋一年财政收入是九千万贯,一场北伐军费也就3000万贯,占财政收入比的30%多一些。剩余的近七千万贯用于维护南宋的政体运作绰绰有余。

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 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和吴玠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 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也得到显著改善。史载:(营田) “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统计,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财政负担。

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和跳板。

三、税收压力大?非也!

南宋建立,偏安杭州。南宋基本完整继承了北宋的体制,只是土地有所缩减而已。南宋从建立伊始,就自带财政失衡这个基因。在财政收入上,南宋财政收入分为农业税、专营收入、地方的上供、各类商税。

南宋丧失半壁江山,相比于北宋,人口降至七八千万,耕地降至700万顷,加上战争的破坏,作为祖宗正赋的两税收入自然大幅减少1500万贯左右。

南宋第五任宰相吕颐浩从酒税等商税入手,进行经济改革。他将经制钱扩展到了南宋占有的绝大部分地区,整顿私盐市场,加大对私盐的打击力度。始终把增税和打击的对象固定在商官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