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多抱有迷信的态度。人们都认为“天”是大地的主宰，并且相信“鬼神”的存在，认为天地间皆是由“神”来统治的。
正因如此，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举行会盟的时候，都要设立神位，“以祭告之”，如《左传》中所记载的“又渝此盟，明神殛之”；也曾提到范文子和子贡都说盟约是“明神以要之”；楚共王因为嫡配夫人无子，而要在宠子五人中选立一人时，遍访名山大川，祈求：“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郑庄公攻打许国后仍让许公奉其社稷，说着“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师旷对晋侯说，君主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东周列国·春秋篇》郑庄公剧照
由此可见，这些文献中的事例，就是将“天”与“鬼神”人格化了，人们视其有人格意志，视其可以操纵和主宰着天地万物，由此可见，在那个封建的时期，一般人的心中，对“天”与“鬼神”都是心存敬畏的。
然而，子产对于“天地鬼神”，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左传》云：“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
有一次晋侯生病，请人占卜，得出结论是“实沈”、“台骀”两物在作怪，当别人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子产竟然能够说出此二神的由来和原委，他的博学多闻让晋侯佩服不已，并称赞子产为“博物君子”。
即便如此，子产也并不认为晋侯生病的原因就与这些山川星辰之神有关，反而直言无讳地指出晋侯的病因，乃在“四姬”。子产讲得头头是道，连叔向也佩服不已、连连称赞！
《春秋左氏传》
由此可见，子产的思想是相对开明的，他不仅没有被迷信之事所束缚，又通晓人事，更能精准地判别事实。也正因如此，子产在郑国发生大火时，能够表现出临危不乱。
《左传》云：“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子产深知，此灾祸实际上与用不用“瓘斝玉瓒”毫无关联，虽然旁人会因为受到恐吓而害怕，但是子产并不迷信。在他看来，人是无从了解“天道”的，哪怕“预言”偶尔能够侥幸言中，那也并非是真理。因此，子产从不会让恐惧和未知，来扰乱自己的思维。
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子产是个“无神论者”。
但是，在昭公七年时，晋国赵景子（赵武之子）曾问子产：伯有死后会化为“鬼”吗？当时子产的回答，是肯定的。可见子产对于“天道鬼神”的看法，是前后不一的，而这是很矛盾的现象。
关于这一点，笔者要做出解释——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天道与鬼神，是有区别的。因为鬼神是先民留下来的信仰，尤其是祖先死后即成为鬼神，正因如此，在春秋时期，祭祀才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礼节。也就是说，子产信鬼神是基于礼制。所以，子产的天道思想，与鬼神思想是不能同一而论的。
《赵氏孤儿》赵武剧照
就子产的天道思想来看，其不失是一位追求真理，而且思想开通的人，这也表现在他尊重民意这件事上——此事反映出他的民本思想。
《左传》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子产明知道有郑国人民批评他执政的所作所为，却不以为意。人家劝他应该要摧毁乡校，防堵人民随意发表议论，而子产却期期以为不可，反而表示应该给与人民充分的尊重，并且认为可以善用言论来作为自己施政的参考。
子产这样“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行为，正是与天道思想的“对照”——不以天为大，而以民为本。事实上，早在《尚书》之中，就有“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说法。不可否认，当时确实已经有了如此先进的观念，但实际上，施行了多少呢？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悼公剧照
遗憾的是，我们普遍看到是——“天之所废，谁能与之”、“天所废也”、“天弃之矣”的思想；我们了解到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贵贱阶级仍旧存在。
正如《左传》云：“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鸡泽会盟”的时候，在晋国军队成行列行进时，扰乱了军行。当时的执法者——“司马”魏绛并没有处罚他，反而是杀了扬干的“御者”，来顶替扬干。
可见在当时，虽然有民本思想，却还是少有实际作为的。
如此看来，子产的思想和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孔子听了这件事，也不禁要大加赞扬：“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