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作为明朝第五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却被誉为继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最有作为的帝王。朱瞻基是一位善于纳谏的皇帝，在施政时，朱瞻基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三杨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建议。比如在即位之初，他听从阁臣、大学士杨荣的建议率兵亲征，平定了怀有不臣之心的皇叔高煦的叛乱，维护了皇室内部的稳定。朱瞻基还听从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建议，停止对交趾用兵。虽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宣德四年（ 1429 年）秋天， 30 岁的朱瞻基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于是发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朱瞻基对旱涝和蝗虫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
朱瞻基的在位时期是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可以说，宣德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最为融洽、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和谐、经济稳步发展、边防比较稳固的时期，基于此，所以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仁宣之治”。然而，朱瞻基有些改革同样给明朝的衰弱埋下了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在建国之初曾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需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等等。然而，不许宦官识字这条却在明宣宗时期被打破。朱瞻基为了保障宦官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尤其是皇帝的私人文件，并成为皇帝和朝廷官员交流的桥梁，在宣德元年（1426年）于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使得宦官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又指定由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学有所成，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后来，朱瞻基又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司礼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从朱瞻基的执政表现看，他是一位相对宽厚仁慈的君主，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仍逃不了言官的指责甚至谩骂。作为言官或者内阁成员，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督皇帝，由于朱瞻基的仁厚，以至于那些大臣们更加肆无忌惮。为了确保皇权的绝对唯一，朱瞻基决定借助另一批人的力量，这就是宦官。在朱瞻基做太子的时候，就只有宦官陪伴左右，这些宦官对他很好，并且言听计从，对于朱瞻基来讲，这些宦官就好似家人一般。面对大臣的步步紧逼，朱瞻基左右四望，眼前的就只有听话的宦官。虽然朱瞻基很清楚启用宦官的危害，也清楚为什么太祖禁止宦官干政，但对比那些士大夫，他更相信宦官。朱瞻基时，他尚且能够将宦官置于控制之内，然而一旦皇帝怠政，宦官便能迅速通过“批红之权”来干涉朝政，并利用与外廷之间的桥梁作用，对外廷形成压制。明宣宗之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便是典型恶果。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废掉了丞相制度，作为交换，他必须每天忙碌到深夜。因为没人帮他处理政务，权力全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朱元璋出身平民，不怕苦不怕累，勤劳程度超越所有明代的皇帝。但他也不是超人，由于需要处理政务数量是巨大的，他设置了殿阁大学士，这就是内阁的前身。然而朱元璋设置这些内阁大学士，只是处理政务的参谋人员，还没有之后的票拟的权力。到了永乐年间，朱棣正式设立的内阁，朱棣他勤奋的程度显然不能跟他父亲相提并论，必须有人来帮助，但朱棣皇位来之不易，自然对内阁权力严加控制。随着时代的发展，皇帝的勤奋程度越来越差，权力就下放得越来越多。
仁宗时期，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样延续了这种设置。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执行权。同时，这些人不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书，而且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师出身，且是前朝功臣，因此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了通过，而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而这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
宣宗上台后，他再赋予了内阁大臣票拟的权力，各地的奏折在上奏皇帝之前，内阁大臣需要在奏折上用纸条标写上意见、建议，让皇帝最后修改确定。这无疑把军国大事的一部分权力给了内阁，所以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枢纽。仁宣年间的内阁权力得以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存在。而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直接恶果便是明中期以后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导致皇帝与外廷势同水火，进而导致了内廷的强势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了文强武弱的局面。
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误便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这个战略收缩，使得明朝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后，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辽东陷入被动。任由北方各部进行自由竞争，由此瓦剌才得以吞并或联合起各部，壮大起来，成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老大。北方势力重新兴起，最终这枚苦果被他儿子朱祁镇吞下，更为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