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虽然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大分裂，但法制却有所进步。瞿同祖云：“归纳言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不过，这一时期判词传世极少，一如今人李时人所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题为‘判’者仅三篇。”论者认为，现存判词主要分布在唐、宋、明、清四代。而唐代更是判词文体的确立时期，“其文体成熟和创作达到繁盛都在唐代”。
流传至今的唐判，主要有张族《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甲乙判”、敦煌《文明判集》残卷、《开元判集》残卷。《文苑英华》是北宋时期编撰的一部卷帙浩繁的文学类书，上起萧梁，下迄唐五代，其中唐代作品最多。当中唐人判词多达一〇六七道，作者中不乏诗人元稹、王维，书法家颜真卿这样的名家。
唐代判词之繁荣，首先得益于大唐盛世法制之繁密进步。法史学家黄源盛谓：“唐朝自高祖开国，国势既盛，享祚且长，难能可贵的是，着力建制立法，奠定法制根基。”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则认为：“唐朝十分看重法律规制，唐朝之所以能维系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统治，唐律的存在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四库提要》“《唐律疏议》”条下云：“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唐代律、令之影响还远播高丽、日本、安南等亚洲诸国，中华法系之海外继受，也许正肇始于此。
另有一个原因，也直接刺激了唐代判词的繁荣，那就是科举。什么是科举？也就是设科取士。唐代杜佑《通典》谓：“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代有不同。汉代的“乡举里选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乃后世之“制科”的先河。科举取士首创于隋朝，兴盛于唐代，此后，绵延一千三百多年，成为士子步入仕途的必由之路。
唐以后，科举的重点是明经科和进士科，尤其是进士科，几乎成了科举的同义词。古人把进士及第形象地比喻为登龙门，说一个读书人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张籍诗云：“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说的是一个人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名扬天下。而贾岛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更是道尽了寒士中举之后的欣喜若狂、风光无限。
但是，科举既是一条通往官位的坦途，又是一条人满为患的羊肠小道。就连大文豪韩愈，亦是屡试被黜，遍历苦辛。据说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大谈“物不得其平则鸣”，就是抒发科场失意的愤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尚属幸运，穷其一生、屡试不第才是普遍现象。你们读过《儒林外史》的，应该不会忘记那个一头撞死在贡院号板的老童生。蒲松龄以一部《聊斋志异》流芳百世，但在科举史册上，更是一个蹉跎一生的失意典型。
在唐朝，也有许多故事，记载了科举的辛酸。《刘宾客嘉话录》载：“苗给事子缵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塞，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给事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这位给事，病入膏肓之际，已不能言，犹执笔淡墨连书两个“入”字，劝儿子不要管自己，快去应试！真是道尽了父亲对于儿子入试登龙的切盼之情。至于夫妻之间，因了应试，一别经年，天涯两隔，亦是常事。五代时人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就记载了一则凄婉的故事：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縗跨驴，依稀与其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
科举一途，尽管五味杂陈，但在客观上却刺激了判词的繁荣。唐代士子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要经过两个阶段：先要通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才能经吏部铨选授官。那么，礼部和吏部的两次考试都要考什么呢？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作过详细解说：
唐取人之法，礼部则试以文学，故曰策，曰大义，曰诗赋；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
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唐书判》，也对“身、言、书、判”尤其是“判”进行了具体解释。其云：
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
陈登武也说：“唐人有很多机会要‘试判’，包括进士及第后，到吏部报到时所进行的‘关试’、铨选制的平选常调、‘科目考’中的‘书试拔萃科’与‘平判科’，都要‘试判’；最后，流外入流也要‘试判’。正是因为唐人试判机会多，因此，相关习作范本也很多。”唐代所留下来的最著名的判词，像张族的《龙筋凤髓判》和白居易的《甲乙判》，莫非此类。在唐代，因为背诵判文范本还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张族《朝野佥载》卷四就记载过武则天朝试判时的一则趣闻：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颇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硙，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硙，乃是蓝田，今问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
死记硬背，不知变通，略有变化，瞬间发懵，能考得好才怪。更有甚者，在武后朝还出现了由他人代作试判的丑闻。杜佑《通典》卷一五载：“有试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泛滥，不可悉数。”这种遗风甚至影响到了宋明两代。宋初曾有泗州推官侯济因坐请他人代为试判，受杖刑除名的事件。顾炎武在《日知录·判》中记载，明代科举第二场中，一些人分头背诵吏律或户律，在考场内交头接耳，结果答案大半雷同。至于清代，科场作弊更是甚嚣尘上。鲁迅小的时候为什么家道中落？就是因为他爷爷周福清科场行贿事发被判了“斩监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