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思达
在原始资料《三国志》中，陈寿实际已经用各种曲笔埋下了尊刘基调，并为后世尊刘论调提供第一手素材，不过由于西晋开国的因素，在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论调中，依然是尊曹抑刘。
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永嘉之乱后中原板荡，晋室南渡，无论在政权合法性还是偏安局面上都酷似当年的蜀汉。为蜀汉正名，阐述其继承汉朝的正统性，也就成了侧面塑造东晋合法传承的行为。在此大背景下，史学界也兴起了蜀汉正统论的风潮，而其中理论集大成者，正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越魏继汉”论，帮东晋统治者在受魏禅问题上解套。
所谓“越魏继汉”论，就是说晋虽然受的是魏禅，但正统性却是来自蜀汉的汉统。习凿齿的解释是：首先，魏并未统一天下，事实说明“王道不足于曹”，因而不能被视为正统朝代；其次，“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换言之，强弱不是天命正统归属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和蜀汉情况类似的东晋岂不是该向鲜卑、氐人投降？此外，司马氏曾是曹魏臣下，“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如果尊魏，司马氏就始终无法摆脱篡权弑君的阴影，但如以蜀汉为正统，那么这个困局就自然揭过去了。
虽然习凿齿的“越魏继汉”论有很大程度是在替偏安的东晋王室辩护，但他毕竟从官方意识形态上为尊刘抑曹找到了说辞，特别是受到中原板荡的现实教育下，像习凿齿也见识到乱世之苦，对刘备在荆州败退时还带着百姓逃难发出“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的著名感慨，因而在阐明蜀汉正统性问题时，不由自主地将其和刘备崇高人格、爱民形象联系起来，使得原本是两回事的政权正统性和君主个人形象相融合、相互影响。正是从他开始，尊刘与尊曹问题从原本的政权合法性问题，演变成了一个涉及宣扬何种政治道德的价值观问题。
四川成都武侯祠，门口“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为董必武所题
自习凿齿阐述蜀汉正统论后，帝蜀问题在理论上获得了支撑，只是尚未上升为主流观点，仅为众多三国正统论中一种。因为南北朝终结后的大一统王朝大都从北至南扫平天下，事迹类似曹魏、西晋灭蜀汉、东吴，因而此时史家又纷纷尊曹抑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家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到三国时，专门写了长篇大论阐述为什么要用曹魏纪年——“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从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司马光采用曹魏正统地位，但不得不摆出“抑刘是公事公办，我们不谈个人喜好”的姿态，与西晋时理所当然尊曹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从北宋中叶开始，曹魏的地位就不断下降，尊崇蜀汉的风潮就一浪高过一浪。靖康之变后，南宋偏安的事实，又再度让蜀汉正统成为主流结论。特别蜀汉不断进取北伐的气概，让时人将其视为能和现实形成对比的理想国，其形象也愈发正面。帝蜀伪魏论就此登堂入室，演变成牢不可破的主流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