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之作用》一文，曾引法国人爱斯嘉拉的话说，中国考试制度摧残了专门人才，阻碍职业法学家之成立。其实，即在宋元之际，人们就已认识到这种选才方式的弊端。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举官》中说：“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辟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
在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曾引一首徐大椿的《道情诗》，道尽了以八股取士的可笑之处：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样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晚清的屈辱现实使得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社会要变革，而废除八股取士尤为当务之急。龚自珍那首《己亥杂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德宗接受袁世凯、张之洞等朝臣“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建议，颁布谕旨，次年起，一律停止科举考试。至此，实行了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科举制度尽管弊端很多，但事要两面看，至少，唐代的科举试判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朝野上下的制判风尚，也因此催生了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判词的繁荣。前人尝感叹：如果“士人平日不读律，一旦作官，对于律例茫然一无所知”，便不可避免。作为后人的我们则要说：如果只读律而不习制判，一旦入职，能写出好的判词，也是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