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自然无为。“自然”与“无为”既是两个概念，又是联系最为密切的概念。“自然”是自然而然，顺应自然而然之为，实质上就是“无为”，“自然”与“无为”就是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车载先生甚至认为：“《老子》书提出‘自然’一辞，在各方面加以运用，从来没有把它看着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是运用自然一语，说明莫知其然而然的不加人为任其自然的状态，仅为《老子》全书中心思想‘无为’一语的写状而已”。无论“自然”还是“无为”，都是“道”的本质规定，共同彰显着道的深奥与玄妙。
如果说“道法自然”的“自然”更多地具有形而上意义，主要是针对天地的运行状态而言的，那么，“自然无为”的“自然”则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主要是对人的活动而言的。“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思是，之所以圣人以不欲为欲，不看重难得的奇物；以不学为学，抛弃众人的过失而复归于根本，辅助万物自然成长而不敢作为。在老子看来，自然是万物生存的最终状态，自然地生存最符合万物的本性；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此，对于自然而言，无为自身有着两方面含义，既是否定又是肯定。从否定方面分析，无为是对自我意欲的限制和约束，对强为妄为和干扰自然之行为的排斥，“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意思是，踮起脚跟站不稳，超常迈步走不成，表现自我的不高明，自以为是的丧失名声，大吹大擂的难有功勋，抬高自我的领导服不了众人。
按照“道”的观点，他们就像残羹和赘瘤，人人都深感厌烦恶心，所以有道的人不做这种事情。在这段话中，企、跨、自见、自是、自伐、自矜，都不是自然的行为，因而是需要否定的。从肯定方面分析，无为要顺其自然而为，助其自然而成，就像道那样，它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却不将万物据为己有；它滋养了万物，却没有任何欲求，也不充当万物的主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同时，对于自然而言，无为还有外部关系，是对有为的批判。先秦时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落后，所谓有为，主要不是对自然界的干扰，而是对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干扰，即干扰、破坏甚至戕害人之生存的自然状态。老子坚决反对有为和人为地干扰自然，“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希言自然，从字面理解，是让人少说话，以符合自然的法则，而老子的本意却是要求统治者应当少发号施令。自然界虽然也有暴风骤雨这样的自然现象，但时间极短、难以持久，大多数时间还是处于平静状态。因而，统治者也不要总是在那里发号施令，应当让社会保持平静的状态，让老百姓顺其自然地生活。
圣人与自然。圣人既是老子的理想人格，又是老子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唯一能够认识“道”和运用“道”的人；“自然”既是老子理想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又是老子推崇和倡导的价值取向，圣人与“自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老子看来，“自然”是表征宇宙万物的本性和本然状态的范畴，只有圣人能够依据人与物自身的性质和规律，不给予外在的无端干预和任意宰割，从而促进人与物独立自主、率性而为，自己成就自己。
在《老子》一书中，圣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经典的表述在第五十七章。首先是提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强调无为而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其次是对统治者过多干涉和无端宰割的反自然行为进行批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由此可知，老子倡导“无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春秋末期社会动乱、统治者权力横暴提出的抗议。后是以圣人的口吻，提出要顺应人的生命本真状态和合理的生存状态，让老百姓自生、自长、自化、自成。“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段话中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同表达。意思是，所以圣人认为，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就自然走上轨道；我不搅扰，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民就自然朴实。
圣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为明白的表述在第六十四章，前后二段似不相连。前一段指明凡事从小而大、由近至远，因而要注重小事，尤其是祸乱更要防患于未然，“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后一段则强调自然无为，反对有所作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在这一段话中，老子直接把圣人与“自然”、“无为”联系在一起，认为圣人的无为是方法而不是目的，圣人最终的目的是成就自然的状态，达成自然的目的。
圣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有意思的表述在第十七章。先是将古往今来的治国状况分为四种情况，指出应当诚实、诚信地对待老百姓，“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最好的国君，百姓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国君，有百姓亲近他赞扬他。再次一等的国君，百姓都畏惧他。最下等的国君，百姓敢于蔑视侮辱他。所以缺乏诚信的统治者，也就得不到百姓的信任。
最后指出，好的统治者轻易不发号施令，在无为而治的状态下，让社会得到治理，让百姓感到自然而然，即“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对于太上，王弼注云：“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联想到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可知太上就是指圣人。老子把圣人与“自然”、“无为”紧紧联系起来，进一步说明圣人是无为的，更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