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朝代史架构中，朝代既有政权单位的意义，也有时间单位的意义。例如，汉代是一个连续的刘家政权，同时也指涉了横跨大约四百年的那段时间；明代是从明太祖一路传承到崇祯皇帝的朱家政权，同时也指涉了从西元一三六八年到一六四四年的这段时间。
这两种意义不完全一样，有时甚至会有冲突。“魏晋南北朝”的说法就显现了这样的冲突。“魏”是一个政权，“晋”是一个政权，“南北朝”却是好几个政权彼此重叠集合在一起的，毋宁指的是一个时代。
“南北朝”的概念，源自唐代李延寿所写的《南史》、《北史》。我们必须感谢李延寿，《南史》和《北史》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南北并重，现实地承认了南北政治分裂的事实，这和后世的“正统史观”，即一定要建构一条单一的朝代更替线的做法很不一样。
南北朝时南北不仅分治，而且对立。北人习惯称南人为“岛夷”，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当然都不是什么好听的名词。线性的朝代史架构，很容易便取消了这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并存和竞争的现象。
在历史事实中，夏、商、周是三个不同地域发展出来的文明，在时间上互有重叠，但后来纳入了朝代史架构中，夏、商、周就被改变为先后相续的概念，失去了空间分配的性质。以至于要等到两三千年后，才能借着考古发掘的成果，重建这段历史记忆。
在朝代史观强烈的线性时间观念下，南北朝明确的空间并列，成了极为特殊的例外。而让这段时期在理解上更加复杂的，是除了南北朝之外，还有“五胡十六国”。这是从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传留下来的说法。“国”和“朝”是有区别、对比的：“国”的概念延续自上古封建时代，那是复数并列的；而“朝”则是单数，是统辖全幅全境的概念。
南北朝则表示了连“朝”都不再是单数的，而是有南有北，而且除了这已经是复数的“朝”之外，还有许多分立、错落的“国”。其实“南北朝”再加上“十六国”，都还不足以完整显现当时政治上的混乱状况。例如，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既是“国”，也是“朝”。这个政权曾经是北方先后林立的诸“国”之一，后来扩张、统一了北方，成为主要的“北朝”政权之一。
面对这样的历史情境，我们要有基本的认知，那就是简单的历史架构绝对无法帮助我们掌握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不论用什么方式整理，都一定会出现无法方便分类的诸多例外。
对应于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国的基本文化形态在这段时期也是个明显的例外。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这是一个相对夸张而无节制的时代。
夸张无节制的风格，显现在人的行为上。值得被看见、值得被记录、值得被模仿的人。这样的人和之前、之后的时代都不一样，不是中正平和的人，而是在能力和性格上有所集中、偏倚的人。《世说新语》之所以成为一本空前绝后的奇书，正在于收录的都是这种偏材的示范。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肯定人的非常个性、非常行为的时代。在此之前，春秋也曾是个看重独特人格的时代，不过在周文化的影响下，春秋时期毕竟还是讲究人的忠正和平教养，典型王官学教育下的理想人物，仍然是符合“礼”的规范的。
而在魏晋南北朝，普遍的典范不再居于核心地位。从实然面看，这个时代出了好多偏材，他们做了好多稀奇古怪、非比寻常的事；不过更重要的，从应然面看，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值得记录、值得彰显的，这就使得这些人、这些行为取得了极高的能见度，而不是把他们赶到边缘，进而被忽略、被遗忘。
有意思的是，用来记录这些奇言怪行的文字，本身也呈现出同样的夸张无节制的风格。六朝文学远比之前的汉代文学来得华丽铺张，在修辞上明显出现了对于“语不惊人死不休”效果的追求。
行为上的夸张无节制，也就进一步和修辞上的夸张无节制彼此加强、互相缠绕。这个时代留下了许多夸张行为的记录，用传统中国价值观读来，会觉得很不习惯，而且很难判断其真假。然而不论行为本身是真是假，这种夸张、无节制的风格，却是这个时代再真实不过的历史个性。
说到统治者和社会脱节，直到今天我们立刻会想起晋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百姓饿肚子没有饭吃，皇帝问的竟然是：“没饭吃？那干嘛不吃肉粥？吃肉粥不也可以吃饱吗？”这够荒唐、够夸张吧？
说到奢侈，很多人心中立即浮上的名字里，一定会有石崇吧？尤其是石崇和王恺斗富的一连串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意识中非常重要的负面教材。事实上，很多六朝人物与六朝故事都是以荒唐、负面教材的形式在中国社会中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六朝整体的时代价值观和之前、之后的时代如此相异。六朝的历史记录中，有空前聪明的人、有极其廉洁的人、有最英勇的人等等，但更多的是最愚蠢的人、最邪恶的人、最浮夸的人、最放诞与疯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