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山河破碎，豪杰并起的乱世。
激荡的岁月中，乱世枭雄们努力追寻权力的王座；
而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却超脱了功名利禄，潜心反思王朝兴衰更替的不变法则。
几个孤单的身影，在沧海横流中毅然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黄宗羲，便是其中之一的佼佼者。
华夷之辩卷土来
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用颤颤巍巍的双手举起白帛，自缢于煤山。
伴随着他的自缢，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纵然有南明小朝廷的最后挣扎，不过也只是逆历史潮流的徒劳对抗。
自古以来，末路王朝的全面崩塌，绝对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明帝国的废墟之上，耀武扬威的大顺政权正高调宣示着他们的胜利。
可李自成等人万万没想到，他们不过是偶然抓到蝉的那只螳螂。
真正的黄雀，此刻正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
八旗铁骑入关后，便有一群反清复明的义士高举大旗，在大江南北四处奔走，希望能够赶走野蛮落后的建州女真，恢复大汉天下的秩序。
站在今天的视角，大家或许觉得明末的遗老们有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在当时下，这种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多数人无法超出时代和认知的束缚，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那种能够打碎环境束缚，提出前瞻性思想与结论的先驱者最为可贵。
比如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就是这样的楷模典范。
天下为主君为客
1610年，黄宗羲呱呱坠地。按照年龄来说，他刚好比崇祯皇帝大一岁。
当时，有着“九千岁”之称的大太监魏忠贤一手遮天，并残酷压制那些敢于反抗他的人。黄宗羲的父亲，就死于魏忠贤的迫害之下。
尽管后来崇祯皇帝剿灭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但整个明朝的国运已经日益衰颓，最终被更具朝气的挑战者所替代。
明朝灭亡之时，黄宗羲正值壮年。作为一个有着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了抗清事业。
在黄竹浦，黄宗羲散尽家产，招募了六百余位青壮年，组建起“世忠营”。
但由于战斗力过于悬殊，黄宗羲的部队很快就被清朝正规军打得七零八落，他本人也陷入了长期的流亡生涯。
流亡的岁月，沿途随处都遍布着不可预测的危机，每天都会在诚惶诚恐的心态中度过。
但即便如此，黄宗羲也没有放弃思考。他一边面对来自清廷的通缉，一边揣摩历史，总结过去，希望探索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结论。
康熙继位后，清廷对于抗清义士的追捕逐渐放缓，客观上让黄宗羲有了更加充裕的治学和创作时间。
很快，他就写下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思想巨著。
在《明夷待访录》的系列篇目中，黄宗羲就深度探讨了君主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一、黄宗羲指出，历代专制王朝的法只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所有的法规和律令，都只从统治者家族本身出发，并没有兼顾天下黎民的切身利益。
二、黄宗羲认为，君主不是人民的先天统治者，而是要履行职责的后天管理者。
这一点上，他跟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看法很相似。
三、黄宗羲主张，宰相这个职位必须恢复。
明清时期的相位，完全就是个虚设，跟秘书没啥区别。
想要有效遏制君主的专权，发挥行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让宰相来承担“政府首脑”的工作。
通过黄宗羲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绝对算得上冲破时代枷锁，在茫茫迷雾中拨云见日的先知。
与他齐名的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也有着同等高度的真知灼见，于是他们三位便成了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感叹之余，我们不禁掩卷沉思：为什么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刚好在17世纪的中华大地出现呢？
左：王夫之，右：顾炎武
社稷应为苍生计
因为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已经无法良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无论精英还是平民，都对这种制度越发抵触。
要知道，在明清之前的任何朝代，君主的权力多少都会遭到一定限制。
比如在唐朝，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权力就很大。
哪怕在朝堂之上，尚书左丞魏征都敢拉着李世民的衣袖，逼着他承认错误才肯放手。
对此，李世民怒不可遏，在事后咬牙切齿地说：“老东西你等着，我肯定要把你杀了。”
可即便是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也只能在口头上吓唬魏征，因为皇帝没法越过三省而“为所欲为”。
到了宋朝，虽然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和禁军制度削弱了武官阶层，但表面上，宋朝历代皇帝还是保证了相对的空间。
可朱元璋建政后，不仅废掉了宰相，还大大强化了对整个王朝的监控与管制。
对他来说，文官集团的意志与判断并不重要，因为最终的裁定权都在他这个九五之尊身上。
渐渐地，文官们不仅无法针砭时弊，而且还人人自危，不求有功，只求无过。
那些仗义执言的官员们集体“失声”，不敢重拾为民请命的责任，不敢直面高高在上的君王。
对此，黄宗羲也在《原臣》一文中大声疾呼：“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