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二环朝阳门立交桥东南有一座白色、几座半圆球的建筑，那是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银河SOHO，顺着其西侧小胡同向南走到大方家胡同，一拐弯就到了到禄米仓胡同，再往前就到了禄米仓东口路北的智化寺。山门临街，有石狮一对，砖砌仿木结构，拱券门，黑琉璃筒瓦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门额上有石刻“敕赐智化寺”。智化寺坐北朝南，占地2公顷多，原有中路5进院落，及东跨院后庙和西跨院方丈院。现中路仍保留四进院落，东跨院为小学所占用。智化寺的古建筑、佛教艺术、京音乐是其三大突出的看点，价值之高、特色之鲜明，是京城其他寺庙所不具备的。
智化寺原为宦官王振的家庙，明英宗赐名“报恩智化禅寺”。据《明史》记载，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曾置铁牌于宫门，高约三尺，上铸：“内官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王振命人摘去铁牌后，就在京城为自己建造了一所豪华的宅第，并于宅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智化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三月初一，竟然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智化寺的建筑时间之短，成为智化寺的一个谜团。智化寺竖立“敕赐智化禅寺之记”和“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两碑。对于短期内建成的智化寺，著名的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怀疑碑文所记开工、竣工年月，未必与事实符合。
清代的《天咫偶闻》认为智化寺是王振舍宅而建，从王振本传“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的行文记载推测，他建宅第、建寺院应该是统一规划。宅第竣工后接着修建寺院，建筑材料也应该早已准备充足。王振作为当时一人之下、呼风唤雨的人物，修建大兴隆寺之时，就“日役万人”，对于自己的家庙自然会更加不遗余力，施工的速度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测。王振自己出资建立的智化寺，殿堂高大，装饰豪华，佛像及各种法器一应俱全。智化寺建成后，王振报告给英宗，英宗于是赐名“智化禅寺”。目前山门上汉白玉横匾“敕赐智化寺”仍存，“敕赐”意为皇帝御赐的寺名，所谓“智化”就是以佛的智慧普度众生。
王振是大明山西宣布政使司大同府蔚州薄家村人氏，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涌泉庄乡卜北堡人。关于王振入宫前的身份，大明学官黄润玉的孙子黄溥在《闲中今古录摘抄》中指出王振是“学官”属“教职”，而且还说明王振有子嗣。据说王振是一个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在私塾教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从智化寺的碑文上看，“臣窃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岁，获入禁庭，列官内秩，受太宗文皇帝眷爱，得遂问学，日承诲谕”。王振自称自己一介草民，赶上大好时机，早年入宫，在太宗时期就是已经是太监中的官员了，受到朱棣的喜爱，并且能上学。所以，王振应该在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就需要一批小太监，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宫的。
因为蔚县离北京近，王振家的儿子又多当然还得很穷，他的父母才狠心让他做了太监。在内书堂上学的小太监也不过十来岁，王振入宫年龄很可能就是10岁，也是说王振出应该出生于1410年左右，当然这也是推测。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颇得明宣宗喜爱，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年幼的朱祁镇爱玩，王振便想出各种方法讨好太子，尽可能让他玩得痛快开心。
明宣宗朱瞻基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朱祁镇即位。这时，朱祁镇年仅九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听政。一天，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玩耍。次日，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一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蹈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并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模样。三杨听了深受感动，慨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对王振的戒备之心也因此日减。为了表示自己遵守规定，不参政事，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时，总是站在门外，假装不敢入内，三杨被其“忠心、守规矩”的假象迷惑。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讨论政事时也不加防备。
渐渐长大的朱祁镇还是不喜欢过问国事，仍一味追求玩乐。朱祁镇任命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王振在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时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此后，由于王振对皇帝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朝廷大员对王振十分畏惧，因为得罪了他，往往不是被撤职就是遭充军。但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仍在间接直接地监管着朝政，所以王振此时仍不敢过于嚣张。他先不去干那些直接干预朝政的事，而去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广交朋友，大量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