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游牧不是蒙古先民一开始的生计方式，一开始的生计是狩猎——采集，和原始的种植业，甚至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生活在森林地带的蒙古人仍然以狩猎为生。
10世纪以后，游牧业成为了蒙古人主要的经济生活模式。饲养的牲畜有马、牛、羊和骆驼。食物来源则主要依赖这些牲畜的肉和奶，辅以捕获的动物肉类和少量粮食食品、野生植物等。
关于游牧传统及蒙古族先民的饮食文化，具有丰富的史料记载。其中，早期记载多出自西方传教士、旅行家抑或汉族使臣的所见所闻、所载所录的文献笔记。13 世纪出使蒙古的柏朗嘉宾在其行记中写道:
“在畜牧方面，他们都非常富有，因为他们拥有骆驼、黄羊、绵羊、山羊。。。。他们的食物中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蔬菜或可作蔬菜用的其他植物，没有任何这类食品，唯有肉类”
《马可波罗行纪》载:
“鞑靼人完全以肉、乳为食品，一切饮食都来自他们狩猎的动物。他们吃一种像兔子一样的小动物( 土拨鼠) ……同时他们还吃其他各种动物的肉，如马肉、骆驼肉、甚至于狗肉……他们喝马乳。”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对蒙古人行军作战时的饮食结构做了细致的描写。在蒙古人行军打仗时，不用携带扎营和烹煮的工具，大半个月只靠马乳维持生计，将乳品弄干，做成糊状，来作食物。
可以说畜牧业就是蒙古人生存的来源，家畜可以提供蒙古人肉食、奶制品，还可以做运输工具，皮毛可以做衣服，鞋子、毛毡、帐篷，以及饮食的工具。
牲畜的骨头和犄角还可以做为日常的工具或装饰品，粪便还可以当做燃料。
明朝时期，蒙古畜牧业大力发展，可以从蒙古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中，得知，《明实录》记载，马驼的朝贡数量从 1439 年 的3738 头，到 1452 年增加到 40000 头，朝贡皮张数目从 1439 年 的 3700件， 到 1447 年增加到 120000件。
在中原汉族融入蒙古地区之前，蒙古人的饮食结构是单一的“食肉饮酪”。
蒙古人虽然以游牧为生，但不要以为他们就不发展农业了。
其实，早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之前，就有蒙古人从事农业，《北史·室韦传》载: “颇有粟、麦及穄”，但因“气候多寒，田收甚薄”。
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
这些记载都说明游牧民族也是有农业的，但是，发展状况不是很良好。
到了明代，蒙古地区的农业发展渐渐扩大，这是因为明中叶时期，由于统治者的贪婪腐败，很多农业迫于生计，只能被迫向北迁徙，闯出关外进行耕种生存。
而且这时期，蒙古贵族的短见，对草原的破坏也很严重。
这一时期，很多汉族人迁往蒙古地区，一是因为灾害而逃亡的农民，二是不满明朝黑暗的统治而逃逸的屯田士兵；
三是民间组织的白莲教起义者，四是蒙古统治者掠夺的中原人。
这些中原人到了蒙古地区，为当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发展农业。据《绥远通志稿》记载，“田野尽辟，游牧事业已衰，农业渐兴”
这说明游牧事业渐渐衰落，农业经济开始发展，蒙古人在这个背景下的饮食结构也发生着变化。
1930 年通过的《蒙古农业计划案》、《蒙古垦殖计划案》、1931 年通过的《移民垦殖案》等都充分表明了统治者开垦蒙地的义无反顾之态度。
20 世纪 30 年代，在内蒙古地区开展调研活动的日本学者后藤十三雄在其报告中曾记载，此时牧民对中原人农作物的依赖并不亚于牛羊等家畜肉及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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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农耕文明的长期交流，如今的蒙古族饮食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蒙古族饮食可以分为东部、西部、中部。
东部与东北地区饮食高度融合，中部蒙古族饮食特色主要体现为传统蒙古族饮食与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地区的饮食高度融合;
西部蒙古族饮食多受甘肃、宁夏等西部省市地区的影响，从而形成富有西北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
但是不管哪类饮食，饮食结构中的粮食与面食的比重都明显增多。而如今，交通的便利，牧民的饮食生活更加丰富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