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大的海上航行事件，经常被拿来与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探险作共同研究。而众所周知的是，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为明朝在海外开拓任何殖民地，相比于西方探险者的掠夺、侵占，郑和下西洋看起来跟7次长途旅行似的，换来的东西有限。
不过，“郑和下西洋”当然不是旅行这么简单。郑和受命于明成祖朱棣，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船队开到印度洋、西太平洋，途径暹罗、苏门答、古里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边贸易一边扬大明声威，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印尼和马来西亚还保存着郑和庙，可见郑和船队的影响力之大。
有个问题很让人疑惑：郑和下西洋时，欧洲处于文艺复兴时期，旧时代还没过去，地理大发现时，欧洲的发展水平有限，探险者们很担心航船的安全性问题。
相比之下，郑和的船队实力要强劲得多，据《明史》以及《瀛涯胜览》等资料，郑和宝船有63艘，大号的“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性能良好，能经得住远洋风浪，为什么郑和没去建立殖民地，反而是那些西方探险者“后来居上”抢占了资源呢？
从大体上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点，中国古代的文化思维，与西方同时代是不一样的。中国从秦始皇建立秦朝，到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直到走向巅峰，这其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教会、教皇来威胁君主，君主权威至高无上，“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而这种君主权威，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维护了古代经济体制的稳定，维护了小农经济，盛世阶段，小老百姓虽然不如贵族有地位，但保障日常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以及辽阔的疆土，让古代的中国并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往外探索。
再加上汉、唐等帝国的强盛，久而久之，古人就产生了自认为世界中心、“天朝上国”的理念，郑和下西洋，目的绝对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声称的扩张“海权”，更大的可能是为明成祖摸清海外诸国的状况，使得“万国来朝”，扬大明声威，同时与海外诸国建立宗主和藩属的友好关系，简而言之就是搞外交，投入的还比人家返还的多。
而西方不一样，西方的教会权力一度凌驾于王权上，宗教势力强大，西方的战争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宗教色彩，简单点说就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战争，不光要对手臣服，还要对手改变信仰，与古代中国实行的“奉宗主国为首”、众星拱月式臣服模式不同，文化的差别，也造就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大航海的差别；
其二，当时的古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基础不一样。历史上，与游牧民族比，汉族建立的帝国扩张性没有那么强，大名鼎鼎的蒙古帝国，铁骑远至西亚、欧洲，但汉武帝、唐太宗等人帝国本就是“承前”，不需要整个抢过来，自然也就不需要像游牧民族、欧洲探险家们一样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所需的资本，拼命抢夺资源了。
汉武帝当年打败匈奴，扬眉吐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依靠稳定的农耕攒下了家底，同时又练出了可以与匈奴抗衡的骑兵，握住了两方面优势。所以明朝实施“海禁”，与清朝的逻辑大体相同，抓住稳定投资，放弃风险投资，在这种逻辑下，皇帝们派人出海可能是同外国搞好关系，可能是追求长生不老，可能是寻求奇珍异宝甚至祥瑞，就是不太可能整个打开国门。
而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到来源于资本主义新生，彼时的欧洲，并没有一个像明朝那样大一统的帝国，能够钳制住商人的脚步。为了找原材料、找贸易伙伴、开辟贸易路线，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发财，已经发财的人想守住财富，避免人来抢；而还没有发财的人，就想着如何开辟新路发财。
其三，郑和下西洋，与西方大航海性质、行为模式不同。就像前面所说，穿鞋的拼不过光脚的，光脚的为了有双鞋穿可以拼命，更别说财富和土地的诱惑。那些眼馋的西方探险家会在数百年里奴役殖民地人民、不惜一切手段，用先进武器进行镇压起义和反抗，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形成侵略惯性；
而郑和下西洋与航海探险、开辟新商路不同，这样的活动，在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王朝时代都不常见，明成祖之后，仁宗、宣宗、英宗等人都没有继续组织，可能受制于财力、思想，下西洋没有成为习惯，自然也就失去了看到殖民地利益甚至参与其中分一杯羹的可能。
历史是人的历史，无论是郑和下西洋，还是西方大航海，其产生都源于人的欲望。居其地而守之，占其地而掠之，历史的车载着人的欲望前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便是一方研究起来令人回味无穷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