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雅典是西方文明的开源地，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雅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的“民主精神”，其中，克里斯蒂尼创立的“陶片放逐法”又是以保护民主政治为目的的。许多学者盛赞“陶片放逐法”是“民主精神的启明星”。
就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还是有待商榷的。“陶片放逐法”却是一个相当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制，但弊端也在于它“太民主”了。人的情绪、喜好、受到政治家的煽动、个人恩怨等一系列不可控的因素都会影响“陶片放逐法”的公平性。所以说，太过自由的民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一、陶片放逐法的出现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正式走向辉煌
在早期的雅典，民主政治还在萌芽之际时。雅典城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都是贵族阶层统治的社会。贵族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在雅典城邦内胡作非为，而雅典的《德拉古法》更是严苛：连偷个懒的人都会被直接处死。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之下，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时候，梭伦站了出来。他在民众的拥戴下，当选了雅典的执政官，首先就废除了之前所有的债权，解放了平民和奴隶，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正式拉开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帷幕。
但梭伦死后，氏族贵族的势力死灰复燃，一度僭越了民主权力，又重新凌驾于法律之上。刚刚萌芽的民主幼苗，前途渺茫。随后的政党斗争中，民主派打败了贵族派，克里斯蒂尼上台，为了维护梭伦的改革成果，他颁布了“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规定：每年六月份，五百人议事会开会期间，向全国公民大会提出请求，询问是否执行“陶片放逐法”。随后公民大会开始表决——超过半数的公民举手表示同意，则准许五百人议事会的请求，执行陶片放逐法，并定下日期。
陶片放逐法大会开始时，人们会在广场中间用木板围出一个场地，留下十个入口。十个部落的人从属于自己部落的入口进入会场，每个人都会获得一片陶片，人们要将自己想放逐的那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并正面向下，放入投票箱。随后执政官开始点票，获得票数最高的那个人会被放逐，十年后才可以返回雅典城邦。
值得注意的是，陶片放逐法的执行有非常严苛的规定：首先，必须要有6000的雅典成年男性出席，多一个少一个，大会都不得召开。这一规定就直接导致，整个雅典文明期间，陶片放逐法的执行次数不过十几次；然后，执政官清点票数的时候，如果发现票数低于6000，那么本次陶片放逐结果作废，如果高于6000，则流放获得票数最高的人。
其次，被放逐的人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他要在10天之内，回家处理好事物，然后等着被执行流放。流放的期限是十年。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雅典城邦的召回，不得回到城邦之内。但雅典城邦会保留其公民财产和政治地位，迄其一回国后，立刻恢复。
被流放的人如果在外邦受到雅典居民的伤害，雅典将处罚施害者。此外，被流放的对象仅仅是针对个人，不会牵扯其家庭成员。陶片放逐法一年也最多允许流放一个人，这当然是为了不造成社会恐慌而考虑的。
二、陶片放逐法的民主与过分民主
从克里斯提尼设立“陶片放逐法”的初衷来看，是为了维护民主政治，也是为了保护民主党。因此，陶片放逐法是为了限制党争而问世的。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党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党争是残酷的，结果只有一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利的党派会不会为国家发展做出有用的贡献，这一点暂且不论，光是党争本身就充斥着血腥和争斗，它是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陶片放逐法无疑是对失败者最温和的对待方式了。而且陶片放逐法的放逐权仅仅握在公民手中，这就保证了公民具有绝对的权力——无论执政者的地位有多么高，只要公民不满意了，都可以让其下台。
这样就确保了执政者不会胡作非为，他的行动都是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进行了，对维护民主政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是建立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即全体公民都足够理智，被流放的人都是“坏人”。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元前490年，陶片放逐法确实对维护雅典国家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它的执行者是人，哪怕是几千人共同参与的结果，也不免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以阿里斯提德为例：他是雅典公民中公认的“最公正的人”，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海战中，带领着雅典人应用抗击外敌，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也因此被雅典公民推举为执政官，他的政敌地米斯托克利，是大名鼎鼎的雅典海军创立者，是为雅典海上事业的奠基人。
地米斯托克利成功煽动公民们放逐阿里斯提德。阿里斯提德问那些公民为什么这样对待他，有人回答说“因为我感觉你大权在手，会对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更有人回答他就是不想天天听别人说，阿里斯提德是“最公安的人”，听烦了。
最后阿里斯提德被放逐的罪名是：“通敌波斯”和“残酷对待苦苦哀求他的人”。
希腊著名哲学家普鲁塔克说：“这一制度并不是对放逐者的卑劣的行为给予的惩罚。并且放逐者并非一定是干出了什么卑劣的事情而被放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