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起于中国北方的异族王朝当中，单纯比较武力值的话，契丹人创建的辽朝排名肯定是比较靠后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有很多，比如，耶律阿保机在立朝之初便与盘踞山西的沙陀人多次较量，几乎从来没有占到便宜，辽太宗虽然一度占领开封，同样被沙陀人刘知远率军威胁侧后，不得不仓皇后撤。
然而，随后同样崛起于北方的金、元两朝，其武力值却明显的高出一大截，前者成功的将其疆域推进到黄河以南，实现从边境政权到中原王朝的蜕变，后者则更进一步，成为历史上首次统一整个中国的异族王朝。
那么，为什么辽朝的武力值是如此之低呢？笔者以为，辽朝的武力值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契丹军有个致命的弱点——攻坚能力弱！
众所周知，中原王朝的中坚力量是汉民，而汉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定居的农业人口，面对游牧民族侵袭之时，由于军队机动性上有天壤之别，前者又是主动攻击，故而中原王朝基本上采取的都是防守反击的战略。通常的做法是在边境地区构筑堡垒和哨所，配置少量兵力，形成第一道防线，用来预警和迟滞敌军攻击，稍后的位置则是第二道防线，都是重点设防的城市，壁垒森严城高池深且重兵密集，乃是决战之处。
游牧民族骑兵为主，在集中优势兵力的情况下，边境防线大多能轻而易举的突破，但是，当得到警报并赢得时间完成了集结军队和储备物资这两项关键任务的守军据城坚守，以此来消耗敌军之时，游牧民族军队的真正考验便开始了——如何攻破坚固的设防城市？
我们来看看契丹军队从辽朝立国之初的历次征战当中，面对坚城的表现。
917年，耶律阿保机亲自率领契丹精锐入侵河北，突入边境之后顺利抵达幽州城下，攻击无果后改为长期围困，结果200多天都没有能破城而入，最终，后唐大将李嗣源率军驰援，与守军内外夹击，将其击败。
944年，辽太宗发倾国之兵南攻后晋，持续了三年时间都没有获得决定性的突破，战略要地山西的大部分地区牢牢掌握在沙陀人手中，最终还是依靠后晋主帅杜重威的投降才打破僵局，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都城开封。
992年，辽朝派出一支号称80万的大军越过边境，侵占了大片高丽领土，但是当抵达高丽大军预设了坚固堡垒的清川江防线之时，再也无法突破，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最终不得不以和谈结束。
后周崛起之后，主动出击契丹，夺取了“燕云十六州”最南端的莫州和瀛洲，并派兵固守，这对于辽朝来说，等于是如鲠在喉，于是连续不断的派兵入侵，希望能重新夺回，然而，直到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始终都没有成功过。
实际上，契丹军队在与宋军的交锋中虽然胜率较高，但几乎都是在野战之中，而在攻坚战中，则失败次数占了多数，辽朝皇帝之所以愿意在黄河边上的澶渊与宋朝议和，是因为契丹军直接绕过那些坚固设防的城市，比如定州和瀛洲，虽然深入宋朝境内，但被困在宋军从东西包围的狭长地带，面临着被切断退路的危险。
契丹军作为游牧民族军队，其军队的绝对主力自然是擅长野战的骑兵，但是在面对坚固的设防城市之时，则不得不依赖数量庞大的步兵和诸如冲车、云梯、楼车、投石车等攻城器械，前者需要大量的汉军步卒，后者则需要技艺娴熟的工匠，两者都只能从辽朝南部的燕云十六州和东部的原渤海国境内的汉民中选拔。
然而，辽朝面对的困境有两个：1，汉民的绝对数量不足，无法征集到足够数量的步兵和工匠。燕云十六州原本人烟稀少，又是多族杂居之处，汉民本来就不算多，再加上处于两国交战的前线，被反复蹂躏，逃的逃死的死，所剩无几；2，汉民的税赋过重，心怀不满，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契丹人虽然是辽朝的主体民族，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决定了不可能征到多少税，政府的收入只能靠压榨定居的农业人口，即南京道的汉民，再加上辽朝对外征战不休，税赋之重可想而知，境内汉民自然离心离德。
没有数量庞大的汉民主动积极的参与，契丹军便无法提升攻坚能力，而一个王朝的扩张，仅仅依靠骑兵的野战肯定是无法成功的。
辽朝的全部疆域实际上90%都是耶律阿保机时代打下来的，并且除了渤海国之外，基本上都是草原沙漠，而其子孙后代得到的“燕云十六州”是石敬瑭送的，不是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甚至可以说，辽朝的对外扩张史，实际上是一部四处碰壁、屡屡受挫的历史，以至于跟北宋对峙之时，连“燕云十六州”最南端的莫州和瀛洲都夺不回去，硬生生变成了从十六州变成了十四州，其攻坚能力之弱，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