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亡国之君并非汉献帝，而是其父汉灵帝，让汉朝一步步走向深渊
汉灵帝刘宏与汉朝的灭亡有着莫大的关联。有很多人认为汉朝的灭亡是汉献帝被曹丕挟持禅让所致，但实际上汉朝的灭亡从灵帝时就注定结局。灵帝时黄巾之乱引发四方兵寇，朝局之中有党锢之祸、卖官鬻爵、宠信宦官等具体弊政，最终导致汉灵帝其人及其在位时期的政治危机，特别是自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到董卓入京把持朝政的这五年时间里，汉朝一步步地走向灭亡的深渊。
1.汉朝灭亡的外部困局：黄巾之乱与四方兵寇
爆发于汉灵帝中平元年二月的黄巾起义虽然仅仅历时九个月即被东汉政府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黄巾势力的彻底消亡，黄巾军的活动在主力军被击溃之后从全国性的动乱开始转为地方性的动乱，继续参与到反抗汉朝统治的斗争之中，四方兵寇，历时绵长，影响深远。
汉灵帝统治末年出现的“四方兵寇”之局是之后中国历史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的雏形。汉末众多的割据势力以及之后三国的形成，皆可追溯至灵帝统治的末年。例如刘焉在灵帝末年选择益州以避乱世，在动乱发生之后，益州实际上就处于独立状态，不受东汉政府的节制，而后成为蜀汉立国的根基。
同时，刘焉提出的改刺史制为州牧制，其本意是希望借助提高地方官员的军政实权以应对纷乱的时局，但实际上却间接促进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地方州牧权力变大之后则渐渐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当中央政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变，权力处于极度衰缺的状态时，地方上拥有大权的州牧便趁机割据，汉末十年军阀混战的格局雏形便肇始于此，这不得不说是灵帝统治下造成的恶果。
2.汉朝灭亡的内部困局：皇权信仰的崩溃
汉灵帝最大的缺点，是过于昏庸，而其昏庸的具体表现，便是盲目听信小人之言，缺乏自己的主观判断。东汉皇权的衰弱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可以追溯至汉和帝之后，但对皇帝信仰的崩溃，则极速发生在汉灵帝时期。
灵帝初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以及灵帝对察举征辟之途的大肆破坏，士人阶层对灵帝本人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同时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产生了欲废灵帝而另立新帝或新建王朝的极端意见，这标志着灵帝所代表的皇权，在部分士人的心中已不再具有神圣性。献帝屡经权臣之手，皇帝的权威更是丧失殆尽。
实际上，从董卓之乱开始，皇帝竟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肆意玩弄于手掌之上，或废或立，或囚或杀，或劫以作猎物，或挟以令诸侯，而上天却不闻不问，无动于衷，上天之子的确是被无情地抛弃了，君权神授的观念也就自然土崩瓦解。献帝自继位之初便无法左右朝局，汉朝皇权的衰弱责任并不在他，汉灵帝要为此负最大的责任，正是由于他本人的昏聩，导致东汉皇权持续衰弱。
3.汉朝灭亡的历史走向，从太子之争和宫变开始决定
宫变事件爆发的导火索，起源于灵帝晚年的太子之争，进而发展为两宫之争，又发展为蹇、何矛盾，最后竟上升为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生死之战，灵帝本人错误的政治安排是这场事变最终演变至此的罪魁祸首。
灵帝统治末年本来就已经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外困局，在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上，灵帝更应该慎之又慎，不应该将太子之争的矛盾留在身后去解决，尤其是不应该将此问题交于宦官之手，因为这无疑意味着挑起宦官与外戚之间的矛盾，但偏偏他选择了最错误的做法，终于在日后演化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在这一事变过程中，袁绍的作用需要特别的注意，何进在处理和宦官的关系上许多错误的做法是袁绍提供给他的意见，虽然何进是最终的决策者，但考虑到何进本人是一个不善于决断大事之人，袁绍在其中的作用则显得尤为突出。东汉王朝在宫变事件之后落入军阀董卓之手，从此一蹶不振，袁绍应该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宫变事件的爆发使得汉朝上层统治秩序崩溃，最终促成了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局面出现，也间接导致了三国格局的形成。
概而言之，汉朝的灭亡完全是因为汉灵帝，原因有三：
其一，黄巾之乱与四方兵寇，汉灵帝统治末年出现的“四方兵寇”之局是之后中国历史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的雏形；
其二，党锢之祸与皇权崩溃，对灵帝皇权信仰的崩溃是汉朝皇权衰弱的标志，献帝屡经权臣之手，皇帝的权威更是丧失殆尽；
其三，太子之争与宫变事件，董卓入京把持朝政，是宦官集团与外戚、官僚集团长期矛盾的爆发，预示汉王朝统治秩序崩溃。
参考文献：《后汉书》、《论汉灵帝末年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