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大概是每个书法学习者都绕不过去的人物。一则米芾是中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专业书家之一，是当时画院的书画博士，亦即专业书画家；二则其行书技法丰富，八面出锋，个人风格突出，跟从者甚众，有评家甚至认为其技法的丰富性和难度超过了“二王”；三者书论影响深远，一部《海岳名言》，雄睨古今。且好非古人，就连“颜柳”都被骂为丑怪恶札之祖，遑论他人。
米芾自言学书集古字、宗羲献，遍学百家。但他究竟学过哪家哪派，众说纷纭。窃以为米芾在唐人孙过庭身上下过大功夫。
孙过庭，唐代草书家，吴郡富阳人（一作陈留人）。曾任右卫胄参军，率府录事参军，博雅好古，擅草书。师承“二王”，笔势坚劲，直逼羲献，有墨迹《书谱》传世。大诗人陈子昂在为他所做的 《魏率府孙录事文》中说“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同三国时期的大书家楷书鼻祖钟繇相提并论，足见初唐人对他评价之高。以孙过庭在当时的书法影响和声誉，以及米芾对其他人的贬抑，我认为米芾对孙过庭书法的师承关系上有紧密联系。
一、米芾有学习孙过庭的可能和便利
米芾宗法羲献，必然要寻求范本。唐时晋朝名家名帖已入内府，一般人不易得见，加之以朝代更迭，文物汩失。东坡云：“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之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其时，唐人颜柳书迹也不易见到，更不要说“二王”真迹了。
淳化、大观年间，皇宋曾刻包括二王在内的名臣书迹，拓赐臣下。但并没有证据证明米芾学习了“淳化、大观”帖。如果说米芾要选择一名师者，首选应该是孙过庭。
孙过庭是初唐“二王”笔法的不二传人，米芾就说他的草书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米芾大骂前人，于唐人更甚，旭、素、颜、柳都不置眼角，唯独无文献记载其非语孙过庭，足见米芾是十足的“孙粉”，自然有弃颜柳而师孙过庭的可能性。
当时《书谱》真迹在米芾挚友薛绍彭手上，薛绍彭字道祖，长安人，书宗“二王”有令名，与米芾相颉颃，人称“米薛”。薛与米诗酒唱和，析书赏画，关系非同一般。米芾曾有两句诗写自己与薛绍彭的关系“米薛与薛米，兄弟与弟兄”；薛绍彭有一通手札《召饭帖》，其文如下：“元章召饭，吾人可同行否？偶得密云小龙团，当携往试之。晋帖不惜俱行，若欲得黄筌‘雀竹’，甚不敢吝，叵济不可使辞，绍彭又上。”此帖除告诉我们米薛赏书析画之外，还传递了一个世俗信息：蹭饭；薛绍彭还有一通手札，讲的是与米芾饭后鉴赏书画的事。足见米薛关系之铁，非一般友朋可比。米芾对“二王”的顶礼膜拜，会对作为“二王”传人的孙过庭传世名迹《书谱》视而不见吗？答案是否定的。
薛绍彭召饭帖
既然米芾要学习“二王”，又非议颜柳，又能在挚友薛绍彭处见到《书谱》真迹，那他学习《书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的。然而，这只是从外因上得出米芾学习孙过庭的可能，尚不能完全确认米芾对孙过庭的师法。
二、米芾与孙过庭书迹分析比较
既然米芾有学习孙过庭的可能和需求，但他本人并没有说自己学习过孙过庭。古人对于前人的师法，一直都有一种隐晦的态度。如“二王”之于白云先生，钟繇之于韦诞与神人即是一例，米芾也不例外。从他的所述中，也没听其明说师法于谁，只言“壮岁未能立家，人谓集古字”，对自己的师承也是顾左右而言他。那我们就用比较学的方法，来探一探他的底蕴，从笔法走势、用笔技巧、结字章法、书写习惯特征诸方面探寻他与孙过庭的师承关系。
米芾有两通著名手札，《知府帖》《草书帖》，其中用笔习惯与孙过庭《书谱》是相吻合的。如《知府帖》中“一、便、如何”等字；《草书帖》中“辙、草、书”诸字，用笔习惯和孙过庭是一致的。这种和《书谱》书写习惯相同的证据在米芾的书帖中比比皆是。虽然一为草体，一为行书，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嬗递的痕迹。
再看米芾的用笔。其中“弹拨”“跳擢”之法，层出于作品。我们看孙过庭《书谱》“弹拨”“跳擢”这样使笔致活泼线条坚实的笔法是用笔的一贯特色。既然米芾的笔法和孙过庭的笔法一致，其学习的可能性很大。当然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也不是不可能。
米芾传世名帖《苕溪诗》《吴江舟中诗》以及一大批手札，用笔精严谨致，线条内敛而劲挺，结构精巧如东家之子。人言米芾用笔“八面出锋，结字疏散”，实则不然。其线条捆得很紧，如拳之“咏春”，寸劲寸力，在细小的范围内作腾挪掷跃，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带着镣铐跳舞”，与《书谱》的线质如出一辙。米芾在论书中说“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由此可见其论用笔的关键在以圆为标准，我们观察米芾的字确实势得而画圆。再观《书谱》也为势足而画圆，与米字笔势线质并无二致。虽行草异体，而质格相合，这也是米芾学习过孙过庭的铁证之一。下图是米芾和孙过庭《书谱》比较图，可以看出二者线质的高度一致性。
米芾草书帖
米芾草书帖
孙过庭《书谱》
（米芾草书与孙过庭草书用笔习惯和线质比较）
众所周知，孙过庭《书谱》“折纸书”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刘熙载在《艺概》中评论其用笔为“破而愈完”，对其造就的烂漫的章法效果论为“纷而愈治”。米芾在《海岳名言》中云：“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折纸书，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都不晓。”并言用此法作书一纸与蔡京，蔡京谓“法何太遽异耶！”惊叹不已；又出示于蔡襄，襄慨叹古法再现，顿还旧观，惊以为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