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得到公认的“诗豪”
文 / 陈占敏
在《谒柱山会禅师》诗中，刘禹锡自述“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他说的当是事实。他跟柳宗元等人参与“王叔文改革”，事败遭贬，他的感慨便更多了一些个人遭际的苍凉，不是那种不着痛痒的无病呻吟了。有一些为诗者自作多情，没有多少来由地咏物抒怀，物是寻常之物，怀也是一般心怀，诗自然也就连篇套话俗话，没有什么新意，纯粹是作诗自娱了。此类为诗者，自古至今都不乏其人。
刘禹锡作诗是真正有感而发的。他曾跟元稹等人在白居易那里，论南朝兴废，各赋金陵怀古诗抒怀。刘禹锡满斟一杯，饮罢诗成，这便是“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那首律诗了。白居易阅诗道：“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
刘禹锡的感慨好多都是关乎盛衰兴废的。他的《马嵬行》，“路边扬贵人，坟高三四尺”，“军家诛戚族，天子捨妖姬”，抒写过去了不远的本朝历史，他的态度是鲜明的，并不讳言李唐皇家的荒唐败国。他不是那种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前代皇帝的劣迹本已有目共睹，天下共诛之了，还要摇唇鼓舌，大献谀诗，大唱颂歌。他的《平蔡州三首》，“忽听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写宪宗朝李愬雪夜入蔡州平叛，看似颂扬，实寓贬责；天宝年间，不也是爆发了“安史之乱”吗？又哪里来得什么承平呢？如果刘禹锡真的是那种没心没肺的诗人，他就跟后世乱窜乱蹦大唱“高兴啊高兴今儿个真高兴”的无耻之流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怎么还会写出“千寻铁锁沉江底”那样的诗句呢？《踏歌词四首》中“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至细腰多”的感慨也不会生发，《韩信庙》“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的锥心之痛也不会有了。“兔死狗烹”诛杀功臣的皇帝历朝历代都有，可是，那些没有灵魂的“诗人”偏偏不看那样的史实，还要昧着良心一味称颂，还让人有何话说？
参与王叔文改革时，王叔文极为赞赏刘禹锡的才能，曾经称其“有宰相器”。王叔文改革失败，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坐贬。刘禹锡“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唐才子传》）。虽然如此，刘禹锡作诗，却不像柳宗元那般凄苦。他与白居易友善，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的诗甚多。“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詠老见示》）这是老年诗人的互相慰勉，一出却成名句，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是生命的不屈了。“燕子双飞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桥。”（《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江南春色满眼，不得志的诗人有了一时的轻松，他把兴亡之慨失意情怀暂时放开了。“君酒何时熟 ，相携入醉乡。”（《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命运多舛的诗人难得如此闲适，好友相聚，哪怕再触动起满腹心事，以酒浇愁也好。在唐代以至后代诗人中，像刘禹锡和白居易之间这样唱和之频的诗人并不多。《酬乐天闲卧见寄》，《酬乐天小亭寒夜有怀》，《秋中暑退赠乐天》，《酬乐天感秋凉见寄》，《秋晚新晴夜月如练有怀乐天》，《新秋对月寄乐天》，《酬乐天小台晚坐见忆》，《早秋雨后寄乐天》，《秋晚病中乐天以诗见问力疾奉酬》，《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把刘禹锡与白居易酬唱的诗题一一列下来，也是长长的一串。诗人中，有这样的知己至交，在刘在白，都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而今罕有了。白居易确是刘禹锡的知音，他曾推崇刘禹锡为“诗豪”，说“刘君诗在处，有神物护持”（《唐才子传》）。
尽管有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作知己好友，酬唱应答，刘禹锡仍然有知音难求之叹。“裴生久在风尘里，气劲言高少知己。”“人言策中说何事，掉头不答看飞鸿。”（《送裴处士应制举诗》）言裴又何尝不是自况。在诗的小引中，刘禹锡称晋人裴昌禹“性是古敢言，虽侯王不能卑下，故与世相参差”。气高敢言，不卑于侯王，总是难为世容的。你若是言有高论，关系到治世用世，“侯王”们更要掉头不顾而看飞鸿了。
刘禹锡“有宰相器”，而参与王叔文改革，他必定会有一些谠言直论，切中时弊，匡世有利吧，他不被用，也是必然的。他在《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中崇敬前辈诗人贺知章，慨叹“偶因独见空惊月，恨不同时便服膺”，也是他知音难求之叹了。可是，即便他与贺知章同代，得到了贺的赞赏、推举又能怎么样呢？李白得到了贺知章“谪仙”的赞举，得到过供奉翰林的一时荣耀，到头来还不是照样恓惶悲凉？“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庙庭偃松诗》）刘禹锡希望能有高情之人，见危难而伸出援手，好心扶持，他也只能够借物喻人，吟咏一回罢了。他在此诗的序中说侍中后阁小松“不待年而偃”，虽有“烝相晋公为赋诗，美其犹龙蛇，然植于高檐乔木间，上嵌旁轧，盘蹙倾亚，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为意，乃加怜焉，命畚土以壮其趾，使无欹，索綯以牵其干，使不仆。舆漱之余以润之，顾盼之晖以照之，发于仁心，感召和气，无复夭阙，坐能敷舒。”这就把诗人的用意说得更明白更直接了，刘禹锡是以遂物性为宗旨的。遂物性，发仁心，古往今来，诗人智者多所呼唤，可惜伐性之斤斧比诗哲的呼唤来得更无情，更残酷，那似乎是不可抵御的。
有遂物性叹知音的情怀，刘禹锡的不平之气自然也是强烈的，他的一些诗句，绝不可简单地看作是发发牢骚。他的《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是贬连州刺史，在道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后所作。诗句含涉讥忿，执政不悦，又贬播州。柳宗元以为播州僻远，非人所居，刘禹锡有高堂老母，愿以自己所贬柳州与刘禹锡调换；大臣们以至宰相裴度也为刘禹锡求情，刘禹锡才改为贬连州。距前诗十四年后，刘禹锡复为主客郎中，再游玄都观，观内“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这真是人非而物亦非了。刘禹锡赋诗《再游玄都观》记慨：“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权近闻者，更为鄙薄之。刘禹锡是万劫不复了。良知不泯的诗人，他是不会屈从于权要，专门献上谀诗颂词的。他纵然在诗中偶尔挟带了一己私愤，他触及的总是普遍性痼疾，朝向终极真理。玄都观里的桃树，记下的难道不是政要更替世情人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