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闭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敦煌·慈悲颂》收获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
自2018年问世以来，这部作品曾在全世界许多舞台上演。很多听众说，他们从中听出了中国人的高贵与尊严。
在长达6年的创作过程中，那个曾经不断拓展人们音乐想象力的谭盾悄然改变。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他想写出一部所有人的心灵都能参与的作品。
在接受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谭盾说：“音乐就像一条无形的丝绸之路，能够连通人心。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让全世界听众了解中国人从哪里来，心里信什么，未来做什么。”
（《敦煌·慈悲颂》复原反弹琵琶）
我在内心看到了一个新的作曲家
上观新闻：您第一次去敦煌，走进莫高窟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促使您写《敦煌·慈悲颂》？
谭盾：8年前，我第一次去敦煌，在辽阔的沙漠中，我终于看见了让我仰慕已久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壁画中记载了4000多件乐器、3000多名乐伎，以及500多个古乐队。这些古老的壁画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仿佛从画中听到了美妙的声音，感受到了慈悲和爱。这让我有了一种灵魂的冲动，想把这些壁画用交响乐演奏出来，带去全世界。
我还了解到，石窟中有许多敦煌音乐手稿现在都散落在世界各地，被收藏在法国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日本的佛教博物馆等地。我去了那些地方，追寻那些失散的敦煌古谱，并琢磨如何让它们和今天的交响乐团产生共鸣。于是我开始了创作。
上观新闻：在敦煌，您见到了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她给了您怎样的启发？
谭盾：樊院长在上海长大，在敦煌坚守了55年，是“敦煌的女儿”。第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你能不能把敦煌的壁画变成声音，用音乐来讲述敦煌的故事。壁画是带不走的，但如果把壁画变成音乐，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它，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感受中国的文化，获得生命的感悟。
第二次去敦煌时，我又见到了樊院长，她问我有想法了吗？我说，想法是有了，但壁画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您能不能给我些建议，该怎么入手？她说，你先看看这些书吧，于是她从办公室拿出了《敦煌壁画故事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大字典》。那么多、那么厚的书，每一本上都有她的字迹，而且有很多都是绝版的书。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问她，您舍得吗？她笑着说：我这是在“投资”。
上观新闻：您后来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谭盾：我在上海和敦煌之间往返了很多次，越是深入敦煌壁画的世界，就越是无从下手。几年前，我带着费城交响乐团去我的家乡湖南演《女书》，恰好星云大师在湖南做演讲，我争取到一个向他提问的机会。我就问他，究竟如何才能把浩繁的敦煌壁画融进一部音乐作品里。
星云大师说，艺术家的创作当然要从自身的角度去构思，因为只有独立、有个性的作品，才能在艺术史上留下真正的痕迹。但你要写敦煌，就一定要从众生的角度、从人和人性的角度去写。这句话，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
上观新闻：怎么理解这句话？
谭盾：就是用老百姓喜欢的旋律和节奏，用老百姓熟悉的音乐故事来写。让他们的心灵可以参与，能产生共鸣。
上观新闻：而您过去的许多作品给人感觉是充满了实验性。
谭盾：我曾经确实做了大量实验性的工作，试图将色彩与音乐联系在一起，在很多作品中我关注的是有趣的形式。但现在我被敦煌壁画拉回来了，我的音乐被改变了，我开始更加关注精神内涵。敦煌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我的职业，我获得了对自然、对生命的全新视野。通过《敦煌·慈悲颂》的创作，我在自己的内心看到了一个新的作曲家。
上观新闻：所以，您最终从成百上千的敦煌壁画故事中选择的六个故事，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谭盾：这些故事不只是佛教故事，也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故事，是爷爷奶奶对我们讲了一辈子的故事。如今我们长大了，故事也快被遗忘了。爷爷奶奶走了，但故事还是要讲下去。
比如第一幕《菩提树》，小王子用自己的血肉去拯救死去的小鸟，领悟了众生平等。“在这个世上，从细小的蚂蚁，到巨大的恐龙，生命都平等。”第二幕中，美丽的九色鹿看到有人落水，她明知自己一现身就可能会被人出卖行踪，但她还是救了那个人，最终因此被杀害，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恩人永远不能背叛，朋友永远不要放弃”的道理。
（樊锦诗与谭盾在敦煌莫高窟）
他们发现中华文化竟是这样深远
上观新闻：既要讲述六个故事，还要把交响乐、合唱以及传统乐器融合在一起，在这部形式独特的作品中，您是如何抓住听众的？
谭盾：有很多人问过我，这部作品是交响乐吗？我说不是。是歌剧吗？我说也不是。我觉得它或许可以被称为“壁画剧”，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慈悲颂”。
在写了5部歌剧和许多电影音乐以后，我对如何用音乐讲好故事有很多感悟。要抓住听众的心就是要用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用音色、旋律、节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所以这部作品的节奏非常紧凑，而且很“穿越”，有时候一个和弦“砰”一下就穿越了200年。
在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首演后，《德累斯顿日报》的评论很有意思：“《敦煌·慈悲颂》像是一部可以听的电影，音乐的故事如风暴般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上观新闻：听说，《敦煌·慈悲颂》在德累斯顿首演的时候，您特意带了两套指挥服？
谭盾：是啊，因为心里很忐忑，怕西方观众难以理解，怕被他们扔鸡蛋和西红柿（笑）。结果演完之后，不仅第二套衣服没用上，观众的掌声还持续了整整15分钟。德国媒体评论说，他们听见了东方哲学的深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尼采，他们一直在出口文化，这部作品让他们真正“进口”了一次中国文化。他们发现中华文化竟是这样深远。他们告诉我，在这部作品中，他们听出了中国人的高贵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