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宿迁市博物馆一楼文房用品区，展出一块有铭文的陶制抄手砚台，为国家二级文物。陶砚品相基本完好，铭文纪年清晰，时代特征明显，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鉴赏价值。
一、基本形制
此砚台是2006年1月，在建设宿城区上海商城时，基建工地施工时从一宋代砖砌墓室中出土的。入藏时，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此砚长21cm，宽14cm。砚的上面为常见的淌池式，池长19.5cm，池宽11cm，淌池倾斜坡度较缓，顶部最深处1cm。左砚墙中间有一老痕小磕。
砚的背面左侧，有纵行阴文“天宝年造”款，中有一纵线，线右侧为残荷图，同为阴线勾勒，杆叶一立一倾。
因砚为抄手、淌池型，顶尾厚薄不一，即顶部厚2.8cm，尾部厚1.5cm。砚背抄手部分为弧穹型，尾部弧穹最深处1.3cm，便于用手抄底托起。
此陶制砚台为深青灰色，器形规整，胎质坚细，纪年明确，略施工艺，是较难得的唐代文房用品。
陶砚正反面
二、年代初考
天宝，是唐代中晚期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于公元742年正月至756年七月，共计使用15年时间。于天宝三载正月改“年”为“载”。天宝十四年(755年)11月发生的“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随后年号终止。
因此，此陶砚背面以“年”所落的“天宝年造”款，应为天宝元年至三年，即公元742年至744年，因之后应标“载”而非“年”，所以，据以上落款纪年可知，此砚应为距今约1280年前的唐代中晚期的一块文人用砚。
此款砚的器形具有从唐砚到宋砚过度的特点。抄手砚的形制变化，是一个从隋唐到宋的渐进式演变过程。汉代砚形为圆形或长方形石板砚，发展到晋唐时期，除了辟雍砚就是箕形砚了。抄手砚源于晚唐、五代时期的箕形砚。唐代经济富足，文化开始发达，石质砚材如端砚、歙砚等名砚已开始开采。但由于优质石材资源分布有限，开采难度大，所以民间陶砚在唐代使用量最大。
因此，从砚形发展演进的脉络及此砚的特征看，此馆藏唐代陶砚是一件从唐演变到宋的不可多得的、抄手形的文人砚实物。
三、两点释疑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军阀混战、政权林立现象较为普遍，主要有晋末的南北朝时期，以及唐末的五代十国至宋时期。反应在纪年的年号上，也是纷乱异常，不仅一个年号多个朝代可能在用，而且一个普通的年份，不同的政权又会有不同的年号纪年方法。如南北朝时期的公元403年，共有不同年号十一种。又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公元936年，有八种不同年号。同时，此陶砚又是落唐款而出于宋墓，又多了份奇巧，为它的制作年代笼罩了一层迷雾。
基于此况，对该砚的年代有以下两点需释疑：
(一)是否为吴越的“天宝年造”。主要是基于年号重复而提出的。
公元908年，参加黄巢起义的朱温毒死唐末代皇帝李柷，成为后梁的开国皇帝，历史进入小国林立的五代十国时期。
“天宝”(公元908年-912年)也曾是吴越太祖钱镠(公元852-932)的年号，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而“吴越天宝”比“大唐天宝” 晚160年左右。由于吴越国力弱小，只得依靠中原王朝，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其成就主要是治水与兴农。
那么，此砚上的“天宝”是否为“吴越天宝”呢?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吴越国偏隅于狭小的东南域，宿迁所处的辽阔的黄淮地区属于晋国，与吴越国之间还要横跨宽广的南唐，并不属“吴越天宝”的辖区，制砚用其年号落款可能性极小。因此，此砚属于“大唐天宝”的可能性极大。
(二)为何宋墓出土唐代砚台。那么会不会是宋砚落唐款呢?
大量出土与馆藏实物证实，以老砖制砚并落前代款应从清代始，民国最为盛行。
一是唐代在陶瓷上落款已成普遍现象。此出土陶砚所有文饰均为制砚胚时模具一次成形，非后天雕刻。隋唐时期不仅瓷器开始落款，陶制器落款也很普遍。曾见报道广州白云区一位砚台收藏爱好者，藏一长宽20厘米、厚6厘米、重20公斤巨型砚，该砚系唐朝城墙砖所制，砖砚背面有隶书款为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北京保利2018春季拍卖会—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拍卖会上，拍卖的一款唐代砖砚，既有原款，又有后雕刻款，较能说明这个问题。此砖砚边有行书阳刻：“咸通四年造” (公元863年)五字，为制砖年代所镌原款。砚以唐代古砖手斫而成，另边有行书刻铭并款识：“是砖出于四明郡城天宁古剎，与上同范甚伙。沧浪僧达受志。”有清代金石名家张廷济款于砚跗：“张廷济曾观”。古砖作工精致，质地密实，入手沉重，并有名家观砚跋款，极其珍贵。
二是生前珍爱之物入墓是古人基本陪葬习俗。唐代文史大家韩愈说：“土乎其质，陶乎成器。”因而土成陶、陶成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所谓“‘四宝’ 砚为首”，在古代，砚为文房重器，向来倍受文人士大夫的重视。由于文人的广泛参与，其审美意趣和文化含量远远超过一般生活用品。
在唐代，由于陶砚形制特别，很多墨客雅士除了用来研磨、贮墨外，还特别喜爱用来收藏赏玩。宋代的重文轻武、寒门子弟皆有机会求取功名，“铁砚磨穿”成了文人潜心学问、刻苦攻读的象征。在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制砚、赏砚的砚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当时赏砚风行于世。
由于砚台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读书人视砚台不仅仅是文房用具，而又被文人视为珍玩藏品，甚至是身份的象征。因此文人去世后，把前人或自己生前心爱之物带入墓葬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块宋墓出土的唐砚应是一个物证。
陶砚与石砚相比，稍嫌质粗、性燥、吸水多。这款唐代陶砚经过地下千余年的埋藏，现在已不适宜磨墨、盛墨与掭笔了，但它全身浸润着的墨香，从盛唐带来的贵气，以及那张尘封已久的“天宝年造”的“身份证”，却向我们展示了唐代曾经的繁华与艺术不朽的魅力，并也折射出了宿迁地域古代前贤读书、吟诗、作画的浪漫情怀。（郭永山）